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作者秦朔。
2017年12月我写过《致上海——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还是勇当众城之神》，引起了一些关注和争鸣。
当时我写道，“对我而言，如果爱上海，一定不是爱她物质化的面貌，而是爱她的精神、文化和态度”，“我希望上海以更大的胸怀和气魄，在方方面面对标全球和中国的最佳标杆和案例，努力向着‘21世纪全球最佳大都市’的方向进发”。
今年是我在上海生活的第20个年头。大学4年，工作16年，这里已是我居住最久的地方。在这个时间刻度上，忽然很想写点什么，对自己是一种纪念，对这座城市是一种感念。
过去两年多时间，上海举办了两次“进博会”，科创板开板，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今年对上海更有重要意义，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也是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年。
当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对全球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显著，上海，正从中国的经济中心向着国际经济的中心迈进。这是自然演进，也是主动担当。上海，要进一步成为“世界的上海”。
与此同时，当中国更加依靠内需，追求高质量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无论是打造科创中心，还是提升“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管理水平，以及在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中推动公共服务的普惠便利，上海都必须具有更加浓郁和自觉的中国意识，把自身发展和周边乃至整个中国统筹起来考虑。上海，要进一步成为“中国的上海”。
沿着上述逻辑可以写很多文章，但此刻触发我下笔的动力，并不是这些宏大叙事，而是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这段特殊日子里，我所感受到的，上海的“精神、文化和态度”。
在全国很多地方，谈到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的公务员，人们都会说，素质比较高，讲话有水平，内容很正确，滴水不漏。言外之意，缺那么一点性格。
这一次，因为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的出现，一种更本真、更少修饰的上海性格突然出现了，并在全国吸粉无数。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最有效的药是病人的免疫力，我们做的事，是帮病人熬过去”，“你在家不是在隔离，你是在战斗，当你觉得很闷，病毒也被你闷死了”，“上海的防控体系很好，属于少林派，非常干净有力，社区防护强大无比”，“上海的发热门诊是110家，北京是76家，新加坡是800家！你说人家是佛系，你搞笑呢，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当派”……
张文宏通晓中西，科研临床相结合，专业水平一流。而他说的话，客观独立，朴素耿直，幽默风趣，不云山雾绕，不照本宣科，不条条框框，已经有点“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他让我们看到了上海性格的多元化的一面。
而上海像张文宏这样的“专业化网红”不是少数，甚至可以说，只要站出来就是一道风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斌是另一种风格，通俗易懂，但多了几分人文情怀——“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切不可输在麻痹大意”，“请大家再摒一摒，再忍一忍，病毒消散之际，骑马踏花，看尽山河之绚烂，所有美好不急于一时”，“用知识武装自己，好过消毒水”，“与其整天焦虑，不如让身体先忙起来”，“不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到公司办公，都可以化个妆”……
专业是一种力量，专业主义是一种底蕴和素养。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专业主义者聚集在上海，用专业说话，凭本事吃饭，在风平浪静时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这座城市遭遇危急和困难，他们就会出现，用知识和正直领航。在上海，潜伏着多少“中国机长”和“蜘蛛侠”式的魅力人物！
武汉是抗疫第一线，上海共派出89家医院的1636名医护人员，分9批次驰援，进驻武汉17家医院的28个区，包括3个ICU病区、16个重症病区、3个普通病区、6个方舱医院。他们代表上海，做好了挑重担的准备，也打了太多可歌可泣的硬仗。但是，当您穿过残酷的战况，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格调。
魏礼群是华山医院麻醉科的一名90后医师，他在抢救一名危重患者时，救了一个半小时没能救回来，出了病房忍不住失声痛哭。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不可能拯救一切，但他们做到了不顾一切。
张继明是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他2月4日到武汉，每天十几个小时连轴转。2月26日这天上午，他安排好手头工作，借用方舱医院的一间简易办公室，用云端在线方式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6级临床八年制专业本科生讲了一堂“传染病学”课程。课程是早已录好的，在线是互动答疑。他说：“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尽力为学生答疑解惑是老师的责任。上课无小事，上医的学生都很优秀，我不能亏欠他们啊。在武汉前线抗疫不是放松教学的理由。”治病救人，但并未忘记教书育人。
刘凯是中山医院的医生，27岁，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支援。3月5日下午4点多，他护送病人去做CT检查随访，路上看到阳光很好，就停下来，让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的重症患者欣赏日落。老人说，夕阳蛮好。
李发红是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她多才多艺，把美国女歌手克里斯丁（昵称：叮叮）的《一百万个可能》改编成《唯一的可能》，医护人员们一起拍成MV，献给前线的战士。歌词说，“在那瞬间，只有唯一的可能，坚持到底，为最后胜利……待雀鸟欢鸣，樱花盛开，你平安归来”。她还把编好的MV发给了叮叮和她的助理，叮叮正忙于博士论文的定稿，但接受了邀请，在美国录了一段视频，祝福中国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压力让每个人感到沉重。但我从这些活生生的上海形象中，还看到了一种专业的镇定，心态的平衡，就像阳光和音乐，能帮助我们稀释苦难。那是暖的力量，是基于专业素养的定力，给更多人缓压，而不是不可承受之重。
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的调调，在日复一日的日子里，她不愿意太简单，太素颜，而希望在出门前化一点妆容，有一点调剂，有一点正式感，有一点美。
作为中国人口最多、对外流动性超强的枢纽城市，上海本身的防控压力也很大。国外专家曾预测，上海是除湖北外最危险的国内城市之一。
在派出很多医疗精英挺进前方后，上海的一些医院向70岁以下的已退休主任级医生打招呼，做好准备，应援本地。
但上海经受住了考验。截至3月8日上午，上海累计确诊342例，累计治愈313例，正在治疗26例，死亡3例。
《财新》的报道指出，上海较早即以“极可能人传人”为前提做出研判，布局了高标准防疫措施，在市属各级医院展开相关的研究、学习、培训。
1月3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公卫中心”）张永振团队拿到一份武汉市疾控中心寄来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40多个小时就得出病毒基因序列全长，经分析发现该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
1月5日，公卫中心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1月上旬，上海各家医院开始广泛培训医生，以防有相关患者来到上海而不会处置，当时设定的一个前提就是“人传人”。
1月15日，上海市同仁医院接诊首例武汉抵沪的新冠病人，当天就被隔离。公卫中心收治第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后就进入了全面应急状态，运转负压病房。
张文宏说，上海阻止了新冠疫情本来可能出现的指数增长，“这是在政府多项措施及民众高度自觉下实现的”。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说，上海在第一阶段的防控成效得益于交通检疫、重点地区抵沪人员隔离观察管理、对患者的及时识别诊治（“一人一案”），以及对其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等各个环节衔接顺利，且高质量完成。
疫情还未解除，防控还在路上，上海还在严防死守，特别是对于空港。从3月6日起，上海16个区驻点人员进驻两大机场，24小时不间断值守。机场设立专门的人员集散点，对于原计划搭乘公共交通、需要居家隔离健康观察的入境人员，一律由各区安排专车、专人集中接送，严格落实14天的隔离。
对于行之有效的防控经验，上海并没有高调宣传，而是一直强调，切不可掉以轻心。这背后所遵循的，还是科学与规律。
我家住浦东花木，所在小区有300多户居民，居委会预约发放口罩，一开始是让大家到药店领取，后来改为由居委会派人送到每户人家的邮箱，以减少居民外出和接触。从这个小小细节可以看出，基层社区不是简单地领任务、派任务，而是把事情尽可能做细，做到位。这也是专业主义的精神。
在家里闷久了，我会走到三八河边散心，或者开车到江边，停在一个地方，到江边步道上走走。三八河边不知何时新修了一条柏油路，代替了原来的土路，原来泛滥的芦苇清走了，绿植青青，生机盎然。江边的步道有好几个层次，散步的、跑步的、骑车的各行其道，中间还穿插着亲子园、花园、假山，等等。如果不是在家禁足，我是很少到这些地方的。作为一个上海市民，突然感到，在不知不觉中，身边的基础环境正越变越好。从2015年到2019年，上海的PM2.5年均浓度从53微克/立方米降到35微克/立方米，2019年有309天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优良。
我很触动的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河边还是江边，如此空旷的地方，见到的人们几乎全都严严实实戴着口罩，自己不想戴都不好意思。外地人常常说上海人“最服从管理”，服从是一个方面，对自己负责，不给彼此添麻烦，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
上周微信公众号“上海圈子”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今天的上海让人热血沸腾》，说的是上海八家大商场共同参与“无人值守爱心站”的活动，在商场里设置专门的位置，为外卖小哥和保安、保洁等免费提供“爱心餐食”，如咖啡、饮料、方便面、汉堡包、盒饭、点心、糖果，此外还有美妆产品、鞋服、消毒液、鲜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商场、写字楼里的商家、白领、包括外国友人捐献的。在文章的留言部分，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回应：
“感谢这些热心的组织者让上海变得更加温暖，是否可以在这些小车上放一些干净、无破损的二手物品。一手的货品主要靠组织爱心商户参与，而二手物品，我们广大上海市民都能参与进来。”
“上海，骨子里透着善良的上海。”
“今天在太古汇看到爱心车了，看到快递小哥拿起喜茶把盖子扔掉插着吸管直接喝，有点心酸，这一定是他第一次喝……”
“我们小区也发起类似的活动，大家捐款给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保洁、保安，给快递小哥买吃的，传递爱心！”
现代化国际化的时尚魔都，是上海的一面。而这些场景和回应，也是同样无比真实的上海。我对后者更为看重，因为我们身边那些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服务人员，在这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没有他们，也不会有城市的太平。
从17年前抗击SARS到今天抗击新冠疫情，人口高密度的上海总是被视为病毒肆虐的“假想敌”。但上海始终让人放心。我想，从治理角度看，上海大概已经形成了一种“三高效应”，即高效率的政府和高素质的社会，共创高质量的治理。上海有着坚强和深厚的社会资本，帮助这座城市在危机面前，紧张而不慌乱，通过恰当的方式把巨大的压力一层层分解、化解。而贯穿于“三高”之间的，还是专业主义的能力和品格。
在过去很长时间，上海人都被视为“自我感觉良好”的象征。其实今天上海人的含义已经非常辽阔，以至很多有上海户籍的人也不知道谁才是“正宗上海人”。或者说，上海的“正宗”恰恰就是多元混合的不正宗。谁要说自己是正宗，反而会背离“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但是，从对这座城市的向心力、自豪感来说，上海意识的确又是存在的。“爱城主义”（civicism），这是一种自自然然的融入，热爱与责任。上海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人民热爱上海，相信上海。
美国景顺集团（Invesco Ltd.）是一家世界突出的投资管理公司，1935年成立，全球管理的资产规模为1.2万亿美元。2月25日，景顺全资下属公司——景顺瑞和（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虹口区注册成立。
我和景顺瑞和的董事公衍涛做了电话交流。他说，景顺2015年、2016年就想到上海做QFLP（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但听说对景顺投资非自营性的商业综合体、物流园区等有限制，只能投资建总部，所以景顺去了深圳注册，这几年已在国内投资了40亿元的城市更新项目。
“最近我们明显感到上海的开放在加快。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和我们有很多沟通，效率非常高，非常务实，允许在一定的投资额度内（如两亿美元），不再对一个个具体项目进行审查。金融局还主动和外管局、市工商局、市商务委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协调，帮我们落地。疫情期间，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会议、微信等和我们沟通，所有资料申报都在网上完成。我们有三个董事，两个在香港，我在上海，香港的资料要邮过去再寄回来，一回来就报到市工商局，工商局的几位同志从家里赶到局里办理。第二天执照就出来了。”
我问公衍涛如何评价上海和深圳的投资环境，他说都很好，请客送礼吃饭那是从来都不用的，都是电话、微信联系，顶多是见面沟通一下。上海的特点是门槛比较高，重视声誉、合规，但符合门槛后就很宽松，不再一事一议，从这点看上海的效率更高。
在疫情这段日子里，管理资产规模1.9万亿美元的美国纽约梅隆（BNY Mellon），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施罗德（Schroder），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和金融咨询机构美国美世投资（Mercer），欧洲著名的独立私人合伙制投资机构英国柏基投资（Baillie Gifford），纷纷落户上海。
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侧面，也是上海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个侧面。以外资资产管理试点为例，上海的制度创新包括：拓宽试点企业范围；支持试点企业扩大投资领域；支持一个主体开展多项业务（不用再开展一项业务注册一个主体）；从原来的定期分批评议，简化为申请人通过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即申报、即受理、即评议”，等等。
像景顺瑞和这样的案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上海在抢抓复工复产、引进投资的机遇（金融局领导大年初二就上班了），不如说，这是上海自2017年底以来，对标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标准，通过持续改革，从1.0版到2.0版再到3.0版步步升级，在整个经济环境的软实力上实现了跃升的结果。
上海不可能靠优惠政策比拼，不可能靠低要素成本竞争，只有靠优化营商环境。
2017年12月，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改革1.0版出台，提出了56项改革措施；
2019年2月，营商环境改革2.0版在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出台，提出了88项改革举措和建议。在2019年10月23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总体排名比上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位。中国的代表是上海（权重为55%）和北京（权重为45%）。上海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登记财产等以地方事权为主的评价指标中，办事环节平均压缩了30.5%，办事时间平均压缩了52.8%；
2020年2月19日，营商环境改革3.0版方案出台，从全面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制度供给三大方面，提出了32项改革任务。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有数字细节的要求。
全面推进开办企业“一表申请、一窗发放”，开办企业实现2个环节2至3天完成；
针对1万平方米以下的社会投资产业类项目，实施线上线下“一站式中心”改革，涵盖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监督检查、竣工验收、不动产登记、供排水接入等全过程事项，实现5个环节24天完成全过程审批服务；
全面优化电力公司内部流程，压缩低压项目办电时间，做到2个环节10天完成；
实施获得用气“310”服务，依托“一网通办”平台，进一步减少用户提交材料及办事环节，“最多3个环节、1件材料、0跑腿”，等等。
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正是这两年多来在营商环境方面的死磕，让上海在中国城市的激烈竞赛中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上海靠的是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效率，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更充分认可与发扬。
我不想重复上海经济提质增效的诸多数据，让我感到欣喜的是这样的案例——
通过贸易便利化的试点，对鲜奶进口“快检快放+外检内放”，新西兰自有牧场的鲜奶直达中国消费者餐桌，从以前的8天缩短为3天；
为了应对特斯拉一期工厂的复杂施工和动态调整，上海采取了“容缺后补”的方法，即在重要的主体材料完整的情况下，允许一部分非主要材料后期补上。通过“容缺”，特斯拉工厂得以边施工、边审批，工程进度没有一天落下。
一家科技公司在宝山注册，高管中的5名董事及1名监事大部分为日籍，不在中国境内，无法在提出设立申请时提供身份证原件。宝山的市场监管局采用微信视频与拍照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变通审核。网上预审、现场收件、现场审批，40分钟将营业执照制作完毕，下午4点前送到科技公司，一天也不耽误。
一位投资人要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在申请材料提交审核通过后，收到“办件已出证，待领取”的短信。他家住浦东，上班途经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上午7时03分，在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的自助证照柜刷了一下身份证，仅用30秒便领取到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徐汇区的24小时政务服务模式，打破了时间束缚，让办事人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
我的欣喜在于，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服务驱动方面，上海在发力。这种精益化、内涵提升的努力，使上海商业运行的底层代码得到了优化和简明化，从而让整个经济和社会受益。这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一网通办”大大提升了上海服务的效率。但上海的领导并不满足，他们说，要优化再造部门内部和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业务流程、办事流程，逐步使企业、市民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的确，跟网购比，服务效率提升的潜力还很大。
我所看到的上海变化，让我意识到：
我生活在一座奉行专业主义的城市，一座有很高治理水平的城市，一座令人安心的城市，一座有纪律、也有爱和温度的城市。上海的高大上，不仅有天时地利的政策和资本助力，更有内生性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在社会资本、制度环境、居民素质等方面的日积月累，实现了城市和人民之间，基于信任的良性互动。这才是这座城市最可宝贵的资本。
我们今天生活于此的上海，是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复兴背景下，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样本。我们正在共同参与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的塑造。在中西荟萃、博采众长的文明交汇点上，上海向着太平洋东岸的综合性世界城市的迈进，不是可能性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上海只争朝夕！
仁者爱人，城市爱民，人民也会从内心里，把自己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再致上海：一座城市的全球领导力猜想》。我并没有给出全球领导力的定义，也没有具体展望未来上海的地位，只是从社会资本和制度优化的角度，记下这段日子的一些感受和思考。而我最想和所有上海的朋友们分享的是：
如果我们要创造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城市——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座城市的使命与责任——我们就要努力成为最好的城市公民，用专业的态度做好本分的事情，发挥创造力，释放“助人才能助己”的同理心，让城市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共同体。
未来上海的任何猜想，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