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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01
如果不是11月14日凌晨在香港私人会所“皇朝会”门外被人砍伤，继而在15日、16日连续发布奖赏高达上千万港元、协助警方缉凶的“悬红公告”，钱锋雷的名字可能只是在几个很小的圈子里流传。
这位持香港身份证的宁波富商出生于1976年11月16日。行凶者选择在其生日前两天下手，不知是偶然的撞日还是有特别的意味。
钱锋雷的微博展示了多项慈善成果。有给浙江省慈善总会的，嫣然天使基金的，桃花源基金会的，等等。因出手阔绰，他有一个绰号叫“钱多多”。这是他2012年在李亚鹏和王菲所举办的慈善晚宴上，以2000万拍得一尊和田玉玉观音雕像后，被李亚鹏叫开的。
那晚钱锋雷发了条微博：“今晚为‘嫣然’捐二千W，只因几年前捐的五百多W，他们还是用在实处，没时间出力只能出点钱了。”有媒体报道，2006年他在“嫣然”第一次慈善晚宴上就用500万拍下了一幅作品。
如果只看钱锋雷的微博，他肯定是我们这个财富大时代的励志符号。有奋发赚钱的本领，还有为公益散财的豪气。
2013年11月16日，钱锋雷37岁，写了这样的生日感言：
“那年初中被母校劝退，那年上律师楼和父母脱离父子关系，那年经常二天喝水充饥，那年睡了二个月露天阁楼，那年在垃圾堆里找美食。没什么！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感谢落水后把我救起的恩人，感谢近三十年前来我摊位买田螺，买西瓜的恩人们，感谢十五年前落魄后订我牛奶的好人们，感谢一路有你～”
感言下面，放了一张室内装饰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书的照片，是宁波市室内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所发，培训时间为2000年11月11日到11月23日。这是钱锋雷彼时的事业起点。
2011年，钱锋雷在香港渣甸山斥资1.98亿港元买下一栋别墅，2014年又以6.9亿港元买下香港岛山顶白加道一处别墅，是当时香港别墅历史成交的第八高价。
一个做广告装饰的小业主，几年后就有能力捐出500万，再几年可以买下香港山顶的顶级豪宅，不可谓不传奇！
直到他被砍伤报案，这个传奇故事的另一面才显示出来。
媒体从裁判文书网上找到了另一个钱锋雷。
根据公开两起判决书——2018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李水波、黄海平、陈义开设赌场罪一审判决》与2019年的《林圣雄、陈金土敲诈勒索案二审刑事判决书》，人们发现钱峰雷的发家与赌场有紧密关联。
2018年的判决书显示，2008年10月前后，他曾给李水波等人提供账户进入菲律宾百家乐赌博网站，李水波等人组织他人以“网络百家乐”的形式进行赌博，非法获利约4100万元。该网络赌博的场子，钱峰雷是上家，占股40%。
2019年的判决书则披露了钱锋雷帮助温州商人林圣雄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赌场赌博，赢钱后却上演了一场“偷码”风波，随后更引发一连串险些危及钱锋雷性命的危机。其惊心动魄程度堪比好莱坞大片。二审判决的结果是，林圣雄与陈金土因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决有期徒刑10年6个月、有期徒刑5年6个月。
林圣雄，1966年生于浙江平阳县，圣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被评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是2002年评选的，其中有企业家4人，航空兵飞行大队长1人，医务工作者1人，体育世界冠军1人，舞蹈演员1人，航天科研人员1人，媒体1人。企业家最多。
钱锋雷则是2018年浙江首届慈善爱心榜上的“十大慈善之星”， 他的名字和方太厨具创始人茅理翔、传化集团创始人徐传化等企业家并列。看钱峰雷的微博和杂记，他出身贫寒，从小就抱定“我要赚钱”的念头，吃尽了苦，受够了压力，终于成为“人上人”，能和众多首富、明星在同一个圈子亲密无间。至于他是靠钱多、慈善多还是靠传奇的人生获得了这个圈子的认同，不得而知。
02
以上是根据公开资料和钱锋雷本人微博所做的一个梳理。不过，如果只是这些，我不会写这篇文章。
钱锋雷有他的生活方式，即使他是靠澳门、新加坡、菲律宾的赌业发了偏财运，赚了第一桶金或N桶金，因为这些地方赌业合法，他又是香港身份，也无需对其进行道德评判。
中国人爱赌，为世界赌业做出了“最大贡献”，不少周边国家都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公海设立赌场、赌船，很多赌场不对本国人开放，只对外国人（主要就是中国人）开放。可以说，中国赌民以一己之力支撑了国际赌场。有了网络赌博，国人远程参赌更是方便，形成了庞大的双循环地下产业链，“根深叶茂”，屡禁不止。
但这些，也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触发我写的原因是，前不久到慈溪的几家制造业企业访问，到余姚北站接我的人在余姚一家曾经很知名的厨卫企业当过车间主任，他听说我要去方太，感叹了一句：“要不是我们老板赌博，我们比方太大多了，那时我们是这里的纳税大户。”现在，该企业已经把股权卖给了外地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老板原来做的一直很好，但被JL的老板带到澳门赌博，上瘾，输了上亿的钱，资金链顶不住，整个企业的精神状态也不行了，连车间里的损公肥私也没人去管。”
JL曾是当地一家制造业龙头，做过塑料厂、锦纶厂、摩托车厂等等。“他们的工厂很多，从一厂、二厂到七厂，这头走到那头要半个小时。他们的老板是苦出身，八九十年代抓住了几次机遇把企业做大，很有号召力，他带了一批人去澳门赌博。后来这些企业基本都不行了。”
我向当地工商联求证，得知当年确有此事。但2008年有媒体报道时，无论是厨卫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矢口否认，并控告媒体报道失实，还开了新闻发布会“以正视听”。
顺带插一句，多年来，因顾及地方形象，怕影响涉事企业声誉、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当媒体监督企业时，地方政府往往明里暗里站在企业一边。早已有之，于今似乎更烈，某些企业在干预媒体监督方面的公关能量之大，令人震惊。
根据我的了解，在2008年之前那几年，余姚、慈溪等地有不少老板被中间人组织，通过港澳游或集体乘机甚至包机到澳门赌博。当时一些服装厂一年的利润也就两三百万，赌上瘾之后每周末都去澳门，两三个月就输光了。有人一开始赚上10万甚至几十万，觉得是做美梦，钱来得太容易了，但很快就连流动资金都搭了进去，生产线不能正常生产。借高利贷被逼债的更惨，天天像是噩梦。
这么多钱怎么出去呢？有很多通道。有的是人到澳门后，资金掮客或地下钱庄提供筹码，输赢之后在内地结算；有的是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在香港的业务机构或当地银行开出支票或电汇，直接进入赌博公司账户，等等。
在澳门博彩业从事中介工作的人叫“叠码仔”（迭码仔），是政府认可的一种职业。有报道称，澳门博彩业的纯收入，40%缴纳政府税，40%付给“叠码仔”，20%归博彩公司所有。缴纳政府的税金中，70%是“叠码仔”的“贡献”。
小赌怡情，但赌场赚钱主要不是靠“散户”，而是靠“大家伙”（“机构投资者”），“叠马仔”在拉大客、兑换筹码、转介贷款等方面颇有作用，是促销和拓展博彩客源市场的重要角色。“叠码仔”人情练达，极善待客，花几万块钱请客户吃饭、让客户开心再平常不过，只要客户心气上来，愿意试试手气，那么一切就都来了，“叠码仔”也能获利多多。
在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下，近年国人到海外赌博的势头已扭转了不少。但好赌作为很多老板的基本偏好并未消除，只是形式更加隐秘罢了。
“你可以去看法院的文书，也可以去四明广场看看贴出来的公告，那些拍卖汽车、房产、厂房、土地急着变现的，不少就是为了还赌债。”下车时，接我的人说。
03
晚上住下，在网上搜索，和赌博、高利贷相关的家破人亡、事业破产、恶性犯罪的案例不胜枚举，个别地方甚至因此爆发了群体性事件。
不少报道将富豪好赌归结为喜欢冒险、需要减压，以及没什么其他爱好。也有报道披露，有的赌钱是为了洗钱，赌就是为了输，因为之前已和赌场中间人联系好，约定抽成比例，赌场抽成后由中间人以特殊渠道汇往免税的某些岛国，或经多次分转最终汇往指定账户。
我和杭州的媒体朋友交流，他说余姚这样的老板参与赌博把企业弄垮并不算多，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比算是“小巫”。
在中国企业家中，最出名的毁在赌博上的是雷士照明的吴长江和金立手机的刘立荣。吴长江因赌博巨亏造成控制权旁落，2016年以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14年刑期。刘立荣曾经对媒体承认2017年1月在塞班岛赌博，输了十几个亿，2018年底法院正式裁定金立破产。
此外，房地产领域的著名浙商宋卫平也曾因赌博备受争议，2014年他把绿城股份卖给孙宏斌的融创时说，卖掉股份的原因里，赌博可能只能占到1%至3%，他说自己是棋牌高手，但在赌场上“目前为止还不能算是一个胜利者”……
看着林林总总的案例，越看越迷离，一个面孔叠化出多个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突然有点不知身在哪里的感觉。
于是想到了镀金时代这个词。
在经济史上，不少国家都曾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所谓“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金钱已成为民族的上帝”。经济迅猛发展，财富空前涌流，传统禁忌被打破，正统规则不适用，人与人的关系“交易化”，价值评判标准趋向于“金钱至上”。敢闯敢干的“小人物”可以造就一个个富豪神话，有钱能使鬼推磨，社会对财富顶礼膜拜，知识分子、专业阶层、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往往被嘲笑和挤兑（所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只会做PPT”等等），寻租成为常态，投机只要得逞就是智慧，官商勾结腐败频发，金字塔腰部以下的人群充满焦虑、不安和“自己为什么挣的这么少”的自我谴责，又普遍做着一夜致富的好梦……
在这样的氛围下，英雄莫问出处，财富不论是非，乃至教科书般的种种炫富，便都司空见惯，就像香港电视剧《读心神探》中的那一句，“抱歉，有钱是真的能为所欲为的”（sorry，有钱真系大晒），或者像电影《正义联盟》里的那一句，“我的超能力是有钱”。
只要我有钱，哪管是不是赌来的！既然我有钱，我想怎么赌关你何事！
04
你怎么挣钱和花钱，确实不关我的事。
但对社会来说，钱是怎么来的，有钱之后流向了哪里，则是必须关心的问题。
因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的方向和效率。
企业家精神是值得大力弘扬的，但把富豪等同于企业家，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
富豪只是表面上资产多多、金钱多多的人格化结果，而企业家，作为以企业为家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专家，作为推动行业进步的创新者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则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品质”与“产业脊梁”。因此，社会资源（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政策）是更多向富豪倾斜还是向企业家集聚，关系到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单从GDP看，富豪和企业家都能带动GDP，在一定时期内，富豪带动的GDP甚至更多。只要政府多卖地富豪多圈地多卖楼就是了。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特别是在研发上需要克难攻坚的活动，往往要坐很久冷板凳，短期未必能带来多少GDP，失败的可能性反而很高。
企业家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者。就此来说，企业家也在赌。但正如我们在苹果、三星、华为等公司身上所看到的，他们赌的是产业方向和下一代技术，是最难的东西（三星进入半导体就是大赌），一旦突破就能极大地推动产业进步，造福消费者，造福社会。
而富豪在隐秘的赌场的赌博，和创新投资无关，只是在进行财富再分配。在暴富之欲的驱动下，把很多人引来，“合法”地把绝大多数人的钱拿走。
今天中国商界的问题不是富豪的数量不够，富豪的财富不多，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还不够，特别是高精尖的创新企业家还不多。这与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向，与整个社会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追求的偏差，不无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曾经说：“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其实，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会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他主张企业家才能应该更多地配置于生产性创新，而不是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诉讼、接管、投机性交易金融等），更不是破坏性活动（如直接抢夺）。
行文至此，可以旗帜鲜明地亮出我的观点：
企业主沉溺于赌博，是一种外部性为负的活动。
从公司治理上，这是对其他投资者不负责任。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买你的股票，不是要你到赌场消耗时间的。你有那么高的投票控制权，不是为了让你不受限制为所欲为的。
即使企业主是公司100%的所有者，沉溺于赌博也是不负责任。对员工不负责任。企业搞垮了，对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都不负责任。同时，估计也不会有哪个妻子儿女支持丈夫和父亲去豪赌。
赌博的欲望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不是一回事。企业家冒险，是为了探索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在已有的路上发明新的交通工具，而不是离开技术与商业的竞赛场，到赌场去博。
对于社会来说，不管赌徒富豪、富豪赌徒镀了多少金，都不应作为标杆，而要有恰当的辨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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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除了区分企业家才能的类型，还研究了外部环境对企业家行为的诱致性。
他说：“如果可以把企业家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机灵而创造性地寻找途径来增进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会关心那些实现了自己目标的行为是否同时增加了社会产出，或者实际上成为生产的障碍。”
“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的回报结构。”
简单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
在中国，学术界和媒体长期呼吁，要为企业家创造更好、更稳定的预期——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法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
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在营商环境的建设方面已有长足进步，但距离企业家所需要的长期、稳定、透明、公平、便利、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仍有很多不足，需要不断改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从近年来的不少“赌象”“赌局”——无论是资本市场上充满欺诈性的商业败德，还是为夺取和囤积更多资源所进行的投机钻营——其实都是在赌，赌市场监管无力，赌韭菜愿者上钩，赌刚兑，赌救市，赌地方政府一门心思招商引资带着美好幻想甘愿被绑架，赌裙带资本关系的保驾护航。
因此我们必须说，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不仅取决于激励性的回报结构（reward structure），也取决于法治化的约束结构（constraint structure）。
社会理所当然要对企业家群体提出底线要求。
我们并不是要站在规规小儒的立场，限制财富创造者的自由，但哈耶克所推崇的思想家弗格森说的好，“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
无论从法治、公司治理还是商业伦理的角度，我们都要进一步走出唯“财”是举的迷雾。
财富骄人的镀金时代，这不是中国未来的选项。踏踏实实炼出高质量的真金，中国经济才有光明未来。
财富很重要，比财富更重要的是公序良俗，世道人心，文化昌明，科学尊严，创新价值。
这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企业家的时代，她也会为创新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激励。
问题是，你是真正的企业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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