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者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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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加班不排除有企业强迫或诱致的因素,但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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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 最奋斗的“加班王”

过劳猝死、过度加班,以及不良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件对劳动者的伤害,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病症,引发越来越强烈的民众反响。

致死性的悲剧事件,已从过去的煤矿、化工厂、长途运输等行业扩散到互联网、金融、公务员系统。每当悲剧爆发,批评声总是席卷而来,形成共振,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

但每一次大风过去,树林很快就又恢复平静,除了聪明的保险公司推出“熬夜险”,把发病到死亡的猝死事件时间从世卫组织定义的6小时延长到24小时,一切似乎周而复始,等待下一个悲剧注定而来。

当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大约36%的劳动力人口工作时间过长,即每周超过48小时;每年有超过3.74亿人因为工作相关的意外而受伤或生病;每天有6500人死于职业病,1000人死于意外事件;在与工作有关的死亡事件中,86%由疾病导致,最主要的是循环系统疾病(占31%),其次是癌症(26%)和呼吸系统疾病(17%)。

然而,中国肯定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最具奋斗精神也最辛苦的国度之一,堪为世界的“加班王”。

中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就是工作、挣钱、不要休假、主动加班、永不疲倦,其勤奋程度“令人生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该组织36个国家中,墨西哥人每年工作2137小时,排第一。对比起来,德国人年工作时间为1386小时,日本有所谓“过劳时代”之说,年工作时间为1644个小时。

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7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8小时,如按52周计算并扣除法定假日,企业就业人员的年工作时长超过2200个小时,超过墨西哥。

奋斗造就了中国奇迹,其中的艰辛、心酸,尽在不言中。

2. 全民皆辛苦

中国人劳动参与率高、工时长、加班多,是全民现象。全民皆辛苦。

农民工辛苦,快递小哥辛苦,富裕群体也普遍有“失眠、疲劳、乏力、肥胖和常见病”(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

中年人辛苦,年轻人可能更加奔波劳碌。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国际咨询公司的香港分部工作,到上海分部做项目,每天早睡早起(凌晨两三点睡,早上9点上班),就住上海办公室旁边的酒店里,朋友为了多看孩子几眼干脆也搬到酒店去住;

以前人们觉得制造业工厂辛苦,其实现在很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大大改善,更多地运用机器和智能化,工厂“办公室化”,部分蓝领工种白领化,而不少坐办公室的白领则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停地敲击按键,“生产线化”,一刻不得闲。

以金融从业者为例,不少人觉得他们在高大上的写字楼办公,挣钱容易,高收入,是天之骄子。事实上,高波动的市场让他们压力更大,已是猝死的高危人群。

2015年北京多家机构联合发布过一份“中国金融人士最新健康状况报告”,基于1.1万份调查问卷得出,49.7%的金融行业人员每周工作46到55个小时;39.2%的人员每周工作55到65个小时;12%的人员每周工作超过65个小时。

比金融业加班更甚的是互联网,996、007、月300乃至月400(工作小时)。加班是互联网公司的“集体无意识”。2018年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曾对员工说:“不知道你们每天晚上10点前回家干嘛,回家有什么事情吗?不到1点都不合格!”这已成为行业的心智模式(mindset),说出来一点也不奇怪。

金融和互联网都属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职业类型,但过长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使得高收入并不能带来对应的幸福感。几年前,美世咨询(中国)曾有一项调查,在金融、快消、IT和医药四个行业中,重大疾病在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发病时间已经分别低至35岁和25岁。从重疾发生次数的占比来看,恶性肿瘤为最常见高发重疾,占比71.37%,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肿瘤、慢性肾衰竭和昏迷也位列前5。

新发布的《2020年美世中国企业健康管理报告》显示,77%的职场员工存在不同程度的生理健康风险。这里对生理健康风险的评价维度有7个:高血压风险、血脂风险、血糖风险、精神/睡眠类药物长期使用情况、个人疾病管理和控制风险情况、过去4周内个体不良症状出现情况、身体疼痛和限制程度。

美世报告的调研对象来自中国25个行业223家企业的25680名员工,包括所有2020-2021年度美世中国卓越健康雇主获奖企业。“卓越健康雇主”的员工健康尚有如此多的风险,更不用说一般的缺乏员工健康管理系统的企业了。

来源:《2020年美世中国企业健康管理报告》

3. 我们为什么如此辛苦?

都说好逸恶劳是人之本性,但在今日中国职场,好逸恶劳被普遍视为不良品质,拼搏奋斗玩命干才是常态。

互联网公司的年轻人是“以命换钱”,45岁早逝的基金公司总经理的目标是“但凡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把投资者的钱赚回来”,著名经济学家教育自己的学生时说“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可见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已经是一种文化。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无休无止地奋斗?有作为后发经济体拼力向前追赶的压力,有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的劳动者竞争以及一国之内残酷市场竞争的压力,有安全感、保障感不足的倒逼,有信息化手段造成了上班和下班的边界模糊,更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内生性文化传统的支持。

相当多学术研究表明,中国人对现世的成就极为看重,如孔子所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大学》所说“仁者以财发身”。这种文化和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颇能对应。

马克思·韦伯及其学生当年的研究表明,新教徒在信仰上有一种新的特殊心态, 就是“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鼓励追求经济上的成就来荣耀你的主”“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艰苦的劳动不再被视作“对罪恶的惩罚”,而成了“成为上帝选民的通道”。

试看17世纪一些清教徒领袖的观点:

“不应该浪费我们在尘世上短暂居留的任何宝贵时间,我们唯一的报酬就是在上帝为我们安插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上帝己预先知道谁会被拯救,谁会被罪谴,然而只要能在个人的天职上成功,就有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Richard Baxter)

“若有人问如何能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的答案很简单:只要看看神赐给他的产业便成。”(John Preston)

欧洲的清教徒把这种精神带到北美新大陆,成为拓荒者的一大原动力,奠定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人穷样样缺”“勤奋自有福”“懒散是最大的挥霍”“劳动使人光彩,懒惰使人生锈”,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就我对互联网公司领导人的观察,“不应该浪费我们在尘世上短暂居留的任何宝贵时间”的清教徒气质也很明显。

在马化腾一代那里,是凌晨2点收到程序员发来的ppt,20分钟后就给出了修改意见,最极端的是凌晨4点还在看产品,看完还顺手发了邮件;在张一鸣、王兴、黄铮那里,清教徒气质似乎更重,自己没有像样的办公室,出门站在人流中打车是常事,叫个外卖当午餐晚餐,出差常住经济型酒店,在员工群里看到有谁打游戏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如此种种,均属常态。

中国企业中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符合主流价值观。早些年有“八荣八耻”的说法,其中就有“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要求。

总结来说,辛苦加班不排除有企业强迫或诱致的因素,但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对辛苦加班有一种天然的支持。

《国富国穷》的作者兰德斯说,“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因为“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和态度能引导民众”。斯特斯·林赛在《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中也指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

在拼搏奋斗文化的主导下,常年无休止地加班虽然被普遍诟病,但很难改变。

4. 奋斗的异化

我本人算一个小小的奋斗者,我在研究中也将奋斗者资本作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核心。因为如果仅仅把人口红利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高、老人抚养比低,那么全世界比中国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国家有很多,可是这些地方缺少劳动光荣、不畏辛苦、遵从规范等内生性的条件,光靠人多,年轻人多,是无法转化为经济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的。

奋斗无止境,但必须看到,全球对于以人为本,对于劳动者的权利和权益是有要求的,也是有衡量尺度的。

人是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终极目的,劳动是工具。如果劳动和奋斗的结果是让劳动者变得越来越“陀螺化”“非人化”“使很多人遭受不公正、苦难”,这种劳动和奋斗就会让人走向异化,并可能产生社会动荡。

《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孕育生命、关爱生命,是最大的美德。王阳明说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就是说要有益于人的生存发展。在西方,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尊重人,高扬人的价值,是一个基本取向。人的解放、人人平等、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高调”在现实中都是苍白无力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纯粹从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个角度,国际上有哪些共识、规则和惯例。

一个半世纪以前,在1866年9月于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联合会上,基于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大会提出:“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大会宣布将8小时工作制作为世界劳动运动的共同目标。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21.6万名工人爆发大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自己支配”,这一天后来在1889年7月14日巴黎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被确定为国际劳动节。

在那之前的一两百年,伴随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次推开,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断增加,每天工作14到18个小时司空见惯。当时美国一家鞋厂的监工曾说:“让一个身强体壮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让他在22岁时变得头发灰白。”

“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与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马克思)这种对人的残酷压力必然招致激烈反弹,美国工人从1860年代开始争取8小时工作制,历经20多年终于赢得了基本权利。

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其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就是规定工厂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的序言中特别提出,“任何一国不实行合乎人道的劳动条件,会对愿改善本国条件的其他国家构成障碍”。这也是近年全球各种自由贸易谈判中最具挑战的非关税壁垒,以及国家间相互竞争的敏感障碍。

在职业安全和健康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已经通过了40多个国际标准,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与具体风险有关的标准(例如电离子辐射、石棉、职业癌、化学品);

2、与某些行业、部门或工作活动相关的标准(例如农业、建筑业和矿业);

3、综合性的原则或成果(例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劳动监察和福利设施);

4、职业安全与健康中的基本原则:职业安全与健康公约,职业卫生服务公约、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框架公约。

在国际劳工组织成立100周年之际,发布了一份专门报告,提出“安全和健康是未来工作的核心”。报告说,在劳动世界的未来,以人为本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工作意味着需以创新的形式对人的能力进行投资,使人们能够获得和更新技能,支持人们适应变革、终身学习。在终身学习中加入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和培训,有助于帮助工人和雇主更好地应对传统的和新出现的安全与健康风险,改善职业安全与健康状况。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一味增加工作时间并不能使得员工有效地集中注意力,相反会给员工的内心带来伤害,并在根本上动摇对公司的忠诚度。

从长期看,这样的公司也很难有良好的声誉,而声誉作为“利益相关者(消费者、投资者、员工、社区、监管机构等)和公司之间的情感联系”,对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会有深刻影响。

5. 可爱比强大更重要

我一向推崇奋斗精神在中国的重要性。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过劳猝死、过度加班等悲剧事件,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

我们有很多强大的企业,但当你闭上眼睛,历数中国的巨头和龙头,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有多少是让你觉得可爱的?我们确实离不开它们,但它们的一些作为让我们从心里真的喜欢吗?

如果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现为劳动者更能吃苦、更能忍、加班也没有怨言,我们就是靠这样构成的性价比“通杀”国际对手,这样的形象能不能在国际社会建立真正的软实力?这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我采访过很多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几乎都经历过在劳动权益方面的洗礼。像中国这样随便加班,在国外是不行的。有的建筑公司在中国施工,员工高空作业,常常架个板子就走过去了,在国外是严重违规,要被重罚的。有的焊接环节,国内一个人就干了,国外是一个人焊一个人看,看有没有安全漏洞,兼做意外保护。

以往我听到这样的故事,觉得“还是我们中国人效率高”,但越来越多恶性案例提醒我,必须对中国企业大声疾呼:你们可能正在逼近社会心理的敏感底线,再往前走几步,很可能遭遇重大的声誉危机和监管挑战,就像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些危机一样。

中国宪法赋予工人阶级崇高的地位,虽然工人阶级不只是工人而有着更广的范畴,但作为一种底色,任何漠视普通劳动者权利的做法都是不可能被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所接受的。

王石写过一本书,《让灵魂跟上脚步》,现在连生命都跟不上脚步了,还不警醒吗?道不远人,人命关天,人都没了,市值还有意义吗?

6. 给中国企业的三点建议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个案就认为出了问题的企业就是为富不仁,企业家就是冷血动物,如前所述,这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可以说我们正在遭遇奋斗者的窘境。

但举一反三,由表及里,中国企业的确也到了一个需要从价值观、战略和机制上,高度关注劳动者权益和健康保护的时刻了。

首先,中国企业需要从全球劳动者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地位、可持续发展、CSR(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环境、社会、治理)等角度,对员工这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给予战略性的重视,而不是被动响应式的对付。企业领导人要在提高员工价值上真正投注精力。员工也是企业最重要的“产品”。爱护和培育员工就是对社会尽责。

其次,国际社会,包括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和少数本土企业,在员工健康方面已经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探索,以及“最佳实践”(如CEO抗癌黄金标准),应该大力倡导和推广。企业要在董事会、管理层方面制定员工安全、健康与保护的最高规则和落实机制,并作为不可动摇的责任底线,同时以透明的态度向社会发布相关内容的报告,接受社会的监督。

例如,一家国际知名的医药健康类500强公司,其信条是“关怀患者、关心员工、关爱社区、回馈股东”“健康即财富”,该公司的健康企业文化基础构建包括12个方面:工作场所禁烟、HIV政策、健康风险评估、EAP员工帮助计划、健康促进、压力管理、员工锻炼、职业健康、癌症预防、健康饮食、职业适应性管理、差旅健康。

该公司通过全球8万多人参与的整体健康风险评估总结出3个最大的风险因素——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压力过大,据此将“健康饮食、健康运动、健康心理、健康工作”作为健康员工的目标,以此设计开展所有的健康促进项目,特别是从身体健康、情绪控制、心理健康、个人使命4个维度来帮助员工。

第三,中国龙头企业要在关爱员工方面起到带头作用。要从最高层开始,虚心听取源自最基层的意见。很多企业的无休止加班是“伪加班”或“无必要加班”,甚至为加班而加班,效果并不好,只是企业最高层不自知罢了。

奋斗光荣,奋斗无错,但不要把某些超出人的正常承受能力的东西都和奋斗掺杂在一起,或者以为是必要的代价。

奋斗无止,人道有界,我们更要倡导“必须的善”,呼吁企业用爱、温暖、创造性、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健康发展的驱动力,朝着环境友好、社会友好、员工友好、信守对消费者的承诺的方向演进。不是不断去测试人到底会不会被压垮,而是在尊重人的身心健康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更多用美好的价值和力量去激发人,并创造条件让人有充分的余暇去体验美好生活,活出真正向往的自我。

这个时代正在发出清晰的声音——人是目的,生命是崇高的价值,对生命的珍视既是一种人性,也是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忽视,以及不以为然,都可能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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