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室里的「聊天」

新识研究所·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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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

编者按：本文来自创业邦专栏奇偶派，图源：图虫。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在《正午之魔》一书中，这句话被多次书写。

作者安德鲁·所罗门以自己的抑郁开篇，然后写别人相似的抑郁，再后是别人不同的抑郁，最后是处于完全不同背景下的抑郁，5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书中他提到，“本书的目的之一即是洗刷精神疾病的污名，卸除这种污名带来的负担，如果隐藏抑郁者的身份，那就是在顺从这种污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世界卫生报告》，全球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段产生过某种心理疾病。

抑郁是季节，人们不再谈“郁”色变。

2020年，有调研显示，有78.34%的受访者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很重要，会常关注这类新闻或内容，相对于2016年（50.5%）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疫情年代，全世界的公共心理健康面临挑战。

布里斯托大学最新研究显示，首次疫情封锁期间，英国27-29岁年轻人的焦虑症人数几乎翻了一倍，由13%跃升为24%。2020年2、3月疫情爆发阶段，在一项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发起的线上调查中发现，27.9%的人报告了抑郁症状，31.6%有焦虑症状，29.2%有失眠症状，24.4%有急性应激症状。

走进心理咨询室，成为更多人处理情绪、疗愈痛苦、自我探索的途径和方式。但不少有过咨询经历的人们感到了新的困惑，心理咨询真的有用吗？合适的咨询师为什么那么难找？

心理咨询有没有用？

经常被一种无意义和虚无感折磨，周泽后来知道，自己可能陷入了一种被称之为存在主义式的危机中。

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连躺着都觉得累，嗜睡，怎么睡都睡不醒，外界的一切刺激似乎都无法带来真实的感受和快乐。

最近一年来，她能清晰的感受到某种生命的能量从自己身上流失，“每天都提不起劲，知道自己这样不好，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意志就这样每天一点点被消磨。”看着身边的朋友认真地搞钱、恋爱、做饭、健身，她只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肉身活在这里的感觉”。

为了抽掉这种真空感，她也学着朋友们的生活方式，强迫自己改变，但最终都以失败结尾，她形容这种状态，“能量不停流失，就像堵不上孔的漏洞气球”。有和她曾有同样状态的人劝她，“得治疗调整，别拖了，你的思维已经进入死胡同了，接受不了任何其他消息进去”。

其实周泽也有想过再次心理咨询，但三年前那次体验让她怀疑，“咨询到底有没有用？”

那次咨询，她如实地向咨询师说了很多。但最终，咨询师只是给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尤其是其中有一条不合时宜的建议让她感到被伤害。她只有一个感觉，“她并没有理解我。”

现在，周泽已经和这种状态共存了很多年，久到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去做心理咨询，“它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了，我好像已经习惯它了。”

周泽怀疑做心理咨询不再有用，在一所高校为学生做心理咨询的杨晴对我们说，外界对心理咨询的普遍理解也是：“心理咨询没有用“、“心理咨询就是谈心”、“去心理咨询就是有病”。

而离别、失去、死亡这些不可承受生命之重，常实实在在地以某种方式搅动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生活在剧变中失衡紊乱，留下情绪成为久久盘旋于头顶的幽灵，这时，向外界求助几乎成为我们求生的本能。

24岁的李想在毕业不久就经历了一场突发危机，相恋5年的女友在一次见面中突然提出分手，之后微信对话框变成一潭死水，无数条消息发过去，再也荡不起半点水花，曾经熟悉的恋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从生活中消失，错愕过后，他感到生活塌陷了。

“晚上我一个人跑步，跑到曾经一起散步的鹦鹉洲大桥，突然很伤心，想跳下去，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出问题了。”被痛苦的情绪吞噬，他只想赶紧找到解除办法。

第二天，他走进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医院的心理咨询室，2小时左右1588元，咨询师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点最贵的，因为当时难受吧。”

绵软的沙发和躺椅，摆满花草的咨询室氛围温馨，在咨询师的引领下，他缓缓地回忆讲述起和女友的这段恋爱经历，咨询师边听边在本上记录，待他说完，再提出问题，随后由浅入深慢慢分解这段感情。

2个小时结束，李想说，在这次咨访关系里，他释放了大量的情绪，这对他帮助很大，“我能这么快恢复，我觉得跟咨询至少有一半的关系，如果没有咨询师，我最少再难受颓废3个月，估计不止。”

“心理咨询一次两次很难起作用，有些人咨询十次都可能没有用，这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杨晴说，咨询有没有用，但还得看咨询师做得怎么样，以及来访者本身的性格，“很多人一次过后就放弃了，有些人要换好几个咨询师才能遇到合适的”。

而到底心理咨询本身是什么？以及人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做心理咨询？做心理咨询有没有用？这些是人们走进心理咨询室前的普遍疑惑。

一家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的创始人简里里曾试图回答过这些问题。她认为，去界定心理咨询是什么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偏医学属性，但它又不是真的医学，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老祖宗，弗洛伊德还有早期的这些，他们都是医生出身，后来他们就发展出很多的思想。”

在她看来，如果从心理治疗的奠定基础的理论角度去看，会发现心理咨询其实是哲学，更偏向艺术，“基于经验和猜测然后形成对人的发展的假设、情感的假设。”

所以到底心理咨询本身是什么，以及人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做心理咨询，这是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的人病得很重，但是ta并不打算去看心理咨询，有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人格层面的问题或是精神类的疾病，但是ta想获得个人成长，也去看心理咨询。”

而在什么情况下心理咨询能够带来帮助？

简里里认为有几个小的指标可以借鉴，“一种情况就是，我的生活受影响了；还有一种是我真的生病了，我被诊断为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或是心理上的疾病；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想做更多个人的探索，更多的成长，找心理咨询师，这些情况心理咨询是能带来帮助的。”

助人自助

通过心理咨询认识、疗愈自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1/3的女性和2/3的男性宁可忍受电击，也不愿意与自己的思维独处。

武志红是精神分析学派的追随者，也是目前国内名气最大的心理咨询师之一。他曾提到自己做心理咨询以来的一个深刻发现，“人最恐怖的就是自己的内在心灵，有很多黑暗可怕，或者各种奇怪的东西，而假如一个人出现巨大的问题的话，通常都和一个现象有关，就是ta困在自己孤独的内在想象世界里。”

探索自我的道路黑暗而危险，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会是这个过程中具有支持性的陪伴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曾这样形容心理咨询的过程，“咨询好比登山，咨询师是你的向导，他们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坑，那里有一个坑，哪个路段特别危险，应该怎么做。他们把握节奏，处理难关，但登到山顶的路是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我开始长程的精神分析了，到现在才三个月，但内心已经慢慢变得有力量。”开始做精神分析的司爱说，这条路她不知道要走多久，但至少已经在路上了。

实际上，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去做心理咨询，是不是适合做心理咨询，简里里提到，“这是在你了解这一切的基础之上，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愿意去花这个钱，投入金钱和时间成本。”

心理咨询行业内强调设置，这个设置就是收费，咨询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私密环境下进行。

而作为咨询师，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这些设置也非常重要。如果来访者并没有做好准备，靠谱的咨询师并不会引诱你过来说，“如果你不做你就完蛋了，就是糟糕的，你做了就能保证怎么怎么样。”

心理咨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有的来访者来说，走进心理咨询室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即便是已经坐到咨询室里的人们，也并不都意味着真正做好了改变的准备。

刘黎已经坚持做咨询三四年了，但卡在头脑分析这块很久，他说，“因为某些议题自己不太想去触碰，但是这些议题已经让我焦虑不安，烦躁憋闷。”

过去一个月，他做了5次咨询，直到最近这几次，他才决定勇敢去碰触这些感觉层面的东西，并且深切地体会到，改变不能停留在头脑，必须要连接上潜意识，才能真正发生改变。他直言，“碰触到了并且意识化了，接下来的这些日子心变得平静，能量饱满。”

美国心理咨询师路易斯·科佐林诺（LouisCozolino）在《心理咨询师的14堂必修课》一书中回忆，刚入行的时候，“我以为，只要我是咨询师，求助者就会接受我的帮助、采纳我的建议，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求助者进步缓慢而焦急万分。尽管确实有人接受短期的治疗之后就大为改观，但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的人）要有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进步。有些案例的进展让你觉得像地质年代那么久远。”

让路易斯·科佐林诺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人为了进入咨询室支付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会强烈地抵触他的帮助。

这种阻抗是来访者对心理治疗过程中的自我暴露和自我变化的拒绝。有些人只是希望心里不要那么不痛快，但并没有做好准备直面自己内心的深渊，经历痛苦的蜕变。

简里里分享了自己做精神分析的个人体验，“这个过程很像做手术，你都能感觉到ta又触碰到了你非常坚硬的小瘤子在那儿，我们会反复回到这个位置讨论。”

武志红自己也接受了七年的精神分析方法来做心理咨询。

从最初的一周一次，变成两次、三次，后来也变成了远程躺椅治疗。调成一周三次和躺椅治疗后，发生了一堆事情，包括一次极为少见的头疼。

在咨询过程中，一些来访者/病人感到难受，觉得和想象的咨询有出入，拒绝再咨询是常见的现象。

陈祉妍用两个比喻形容其中一种真实有效的咨询过程，一是医生为了治愈你，将伤口切开、清理、缝合，这个过程自然会比治疗之前更为痛苦。另一个比喻是整理房间，需要先将房间变得更混乱，然后再分门别类。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你去看你的灵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的时候是很疼的，你是不愿意看的，所以我们讲人有防御机制”，简里里说。

所以，来访者自身的主动性具有特别的价值。简里里说，在心理咨询中，如果来访者决意离开咨询室，除了特殊情况（自杀、杀人等严重危机），咨询师“去者不追”。但这个不追是有技术的，咨询师会写封信告诉对方，“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哪些话题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希望你还能回到咨询室里面。”

而如果此时来访者仍然没有继续做好准备的话，咨询是没法帮助来访者的，“咨询其实叫助人自助，所以并不是我来帮助你的，是我来帮助你帮助你自己，这点特别重要。”

被设置的治疗性容器

大部分情况下，心理咨询都在固定的咨询室里展开，有治疗师形容这个场所是“被设置的治疗性容器”。

“被设置的治疗性容器”这种治疗情境是咨访关系建立的基础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团体心理治疗权威欧文·亚隆（IrvinD.Yalom）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中提到，“实际上，作为有效的治疗师，永远不要试图强行讨论这些问题（冗长的、具体的对死亡、自由、意义或者孤独的讨论），心理治疗不应该是理论驱动的，而应该是关系驱动的。”

“感谢我们的咨询关系，让我慢下来，看到自己的平凡，看到在平凡中的我也一样值得被爱。”从小就活在父母提供的“优秀才配活”的氛围中，白苗总被要求“强制分享”。

做精神分析的长程体验，对白苗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了一份信任。“长程的稳稳的咨询关系，是我和我的分析师共同构筑的关系。”白苗说，这笃定的“我的”二字，伴随着关系照进了她的生命。

亚隆认为，咨询师必须与病人建立关系，这个关系的特征是真诚、无条件积极关注和自发性。治疗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关系是动态的，是永恒变化的；体验有一个连续的顺序，需要对这个过程进行检验。

“心理治疗可以被看作交替进行的情感表达和情感分析。”治疗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作为治疗的材料，这被当作是治疗的基本原则，比如当病人在咨询室里哭泣时，此时治疗师的任务不是表现得礼貌，帮助病人停止哭泣，而是相反——治疗师可能要鼓励病人进入得更深入，鼓励病人挖掘哭泣的内容和意义。

“做出一些解释，或者给出一些回应，让来访者感到心灵交流、感到被看见，这是一个咨询师应该有的能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之后的咨询一定是成功的。”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訾非说，“这在心理咨询中不是坏事，它们可以成为工具，使来访者感到被支持。关键在于，在整个心理咨询的长期过程里，咨询师如何运用它。”

欧文·亚隆建议，别把解释看得太重，“治疗师对解释和顿悟的看重远远大于病人。治疗师总的来说过度看中知性的解释，从心理治疗诞生之日开始就存在着这个现象。”亚隆在书中反思，“大众媒体长期以来也在向大众传递这个错误的治疗观念。好莱坞电影对此的典型表达是：治疗师经过了重重的困难，追踪了许多错误的线索，克服了欲望和危险，最终实现了伟大的澄清和洞察。”

“我并不是说知性的解释并不重要。实际上它很重要，但其何为重要和我们通常认为的不尽相同。”亚隆认为，重要的不是知性追寻的内容，而是其过程，这才是心理咨询提供给每位病人的东西：病人因为对其生活细节的关注而感到温暖，治疗师因为解开生活的谜团而感到振奋。其美妙之处在于，它让病人和治疗师紧密地联结起来，在其中孕育了最重要的改变动因——治疗关系。

“我知道我的分析师一直在那里，让我知道我可以不急，慢慢来，这份允许，父母那里我从来没有获得，它让我产生了对关系、对自己的信任。”白苗说，她曾就一个现实问题和分析师反复谈了两个月，那些“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无法改变”的外显，通过分析之后，已经有不可见的变化。

除了“解释”发生在心理咨询室中的“聊天”，咨询师还会有其他方式展开，比如“倾听”、“共情”、“神入”、“澄清”、“诠释”、“面质”、“自由联想”、“静映”、“移情”等。

其中，发生在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之间的“移情”和“反移情”，使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也存在危险。移情分为正向移情和负向移情，随着咨访关系的逐渐深入，来访者对咨询师会从最初敌对的负向移情转为正向移情。

而移情本身是指，在心理治疗中，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转移到心理咨询师身上。这里面会包裹着爱恨关系的缠绕，但来访者这样做并不是要伤害咨询师，只是ta在重复现实中的某种关系模型。

通过移情技术，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分析移情的性质和产生原因，把移情意识化、关系重现，来访者重获新的思考。当标识性的共情出现、来访的自体被心理咨询师镜映到、不再崩溃的脆弱，才决定了来访者的复原能力。

在这个治疗性的容器中，看似在咨访中进行着简单的聊天，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技术，隐藏在语言表达里，构建出治疗关系，尽可能地修复来访者灵魂中隐性的创伤，促进自我的成长。

路漫漫

想要找到一位合适的心理咨询师难吗？

在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较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出现过心理诊所，但中途几近覆灭，到了20世纪 80年代初期，医疗机构才开始开设心理咨询门诊。

早期，精神病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负责了心理咨询的工作，在医疗机构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后，就由精神科医生为心理咨询门诊导流，将患者介绍到心理咨询中心去。目前，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主要分为医疗、教育、社会3种机构运营模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世界卫生报告》，全球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段产生某种心理疾病。使用“伤残调整生命年”估算，我国的精神疾病已超过心血管疾病排在疾病负担首位，占20.8%，高于全球平均值（14.1%）。早在2002年，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保守估计，中国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

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显示，当前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81万人。

如果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现有水平，即每1000—1500人对应一位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比例，估算我国需要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总数约为86万—130万。然而，调查显示，无论专业水平如何，其中真正从事心理咨询的不足1/10。

2002年7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项目正式启动，到2017年这一考试取消，我国人社部鉴定的二三级心理咨询师共140余万人。但截至2018年，实际从事心理咨询专兼职工作的人数仅有3万-4万人。截至2015年底，我国执业精神科医师2.77万人。相对于2010年，我国人均精神科医师数量已由每10万人中0.15个精神科医师增长至每10万人有2名。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这么少？

《2020年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中提到，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涯长达几十年，从入门到资深专家的职业路径中包含了诸多关键节点。

而想要成为一名成熟咨询师的稳定执业时期，则需要20年左右的阶段成长时间。在投入的学习成本上，成熟初期的咨询师（从业5-10年阶段的咨询师）处于学习和积累的高峰阶段，花费在各阶段中最高。42.14%的此阶段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学习上年花费超过20000元。

可见，心理咨询是一个需要厚积薄发、严谨的慢职业，但当下，我国对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在专业能力发展的各个环节要求都很低。主要表现在5 个方面。

一、专业队伍不稳定。在高校、医疗机构、社会机构中，心理咨询工作专职与兼职人员的比率为1:1至1:10不等。

二、学历偏低，教育背景不对应。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者中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不足2%。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学历水平仍然偏低。医疗领域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以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员为主，仅有约1/5为心理学背景。而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员超过50%既无心理学背景，亦无医学、教育学背景。

三、培训时数过少。我国的心理咨询师培训时长远远低于上述各国，不足国际水平的1/10甚至更低。一项对上海市40家心理咨询机构从业人员的调查表明，其培训时间以6个月以下者为多。医院卫生系统及高校的情况也相类似，据调查，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有78.1%受到的专业训练少于半年。

四、实践技能训练缺乏。实践少，且在培训中亦没有或无法安排实习。

五、特别需要单独强调的是，督导制度缺失。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需要专业人员具备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在督导下的实习是培养这一能力的重要方式。但一项对1391名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的调查显示，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42%从未接受过专业人员的督导，达到督导时数的要求更无从谈起。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是中国最权威的心理咨询行业资格注册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截至2019年，注册督导师不到300人。

陈祉妍说，以她的经验，在国内，许多人会花大量金钱接受各种培训，但对一个咨询师提高最有帮助，必不可缺的是督导环节。一个督导师同时能督导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高年资的咨询师带教低年资咨询师，这决定了咨询师队伍必然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顶端的人员数量，决定了底座的规模。

没有完善的培养体系和评价系统，心理咨询行业同样乱象丛生。

有学者指出，“我国心理咨询队伍存在着‘一少三多’的现象：专业人员少；半路出家多，出于热情和兴趣的多，不规范工作的多”。

一项对社会机构的调查发现，各机构采用的咨询技术种类繁多，包括“催眠疗法、NLP（神经语言程序学）、意象对话心理治疗、萨提亚家庭治疗、音乐疗法、呼吸疗法、色彩疗法、芳香疗法、森田疗法、完形疗法结合灵气按摩、瑜伽养生、全息疗法、藏御火疗等自然疗法”。

在国内心理咨询专业培训领域，同样呈现疗法五花八门，某些冷僻的疗法反而比几大主要心理治疗流派更加兴旺的奇怪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