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水姐，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中美互联网领域的多重差距明显化
首先，中美互联网代表性公司的差距在拉大，且数据非常直观且惊人。
2021年全年，中国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拼多多）与美国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Meta）市值差距从5.6万亿美元扩大至8.8万亿美元。我国平台企业按当前市值排名的前五家（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京东）的市值，约仅相当于苹果一家公司的市值。
第二，个别产业甚至存在不及美国一个公司的现象。例如，在系统软件产业，我国全产业35家上市公司的市值、营收、利润综合指标只是微软的3.5%；在计算机硬件产业，我国全产业49家上市公司的市值、营收、利润综合值仅为苹果公司的约10%；在互动媒体与服务产业，我国全产业38家上市公司的综合值为谷歌的52.6%；在互联网零售产业里，我国全产业45家上市公司的综合值是亚马逊的76.9%。
全球公司市值榜Top10中已几乎没有中国大陆公司的踪影。腾讯在第10位左右徘徊，阿里巴巴从2020年的第8位跌出。而这些中国的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市值一度和美国的对标巨头们曾相差无几。
第三，大环境对于互联网领域的投资认知和市场行动差异也大。同样面对类似的反垄断政策背景，美国互联网巨头在听证会上虽狼狈不堪，但是其市值没有降低，甚至还有1/3～2/3的巨幅增长（2021年，苹果涨幅为33.82%，谷歌65.17%，微软51%）。
进行这样的比较，不是为了追求绝对数字的对标，因为两国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企业也各有特性。但是，无论从平台经济还是数字经济发展视角，如何发挥头部企业的力量，“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是一个从顶层到市场都关注的真命题。
而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中国上市企业更容易受到监管政策的扰动，投资者如惊弓之鸟，风吹草动就引来巨大波澜。就在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后，本意是引导性质，美团仍应声大跌；一张投资平台上关于监管部门停发游戏版号的传闻，令腾讯股价一天蒸发2362亿。
成熟市场和成熟投资人，不会情绪大起大落，或炫耀或颓丧，而是会从容、细腻一些，有自己相对稳定的风格和意志。而全球闻名的那些投资大师们，则有自己的文化、哲学和信仰。
芒格最近在Daily Journal年度股东大会上谈及投资中国的理由，表示中国人口众多，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在中国所投资的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强，价格却更低，认为“在中国投的每一块钱都更有优势”。他和巴菲特，就是选好公司、等合理价格买，然后坚守。
市场的性格，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比如成熟投资市场往往伴随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比例、养老金盘子占比高；但是市场的信心确实是需要引导的。或者换个角度说，后者在影响前者。我们只有通过不断重塑市场信心，才能培育更稳健的市场性格。
外国正如何打量中国的资产？不光是芒格，高盛亚洲团队称，虽然受疫情等各类因素影响，中国股市在2021年经历挑战，但伴随持续的开放及改革举措，市值高达14万亿美元的A股市场已更具可投资性。瑞士信贷在其2022年全球股票策略报告中，将中国股票评级上调为“增持”。贝莱德在《2022年全球投资展望报告》中指出，其认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偏低，这与中国经济在全球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一致。
在此背景下，中国公司也成为优选的投资标的。例如芒格旗下的Daily Journal在四季度对阿里巴巴的持仓几乎翻倍。芒格认为，即便在竞争激烈的零售领域阿里巴巴也有极佳竞争力。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也于近日公布了最新持仓，最新调仓有两大趋势：一是清仓了几只美国大型科技股，包括亚马逊、奈飞和甲骨文。二是大幅增持热门中概股，包括百度、阿里、拼多多、京东、蔚来汽车。
2月25日，A股市场发展迎来新的里程碑。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披露的数据，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首次突破2亿大关。Wind数据显示，A股投资者数量在2016年1月突破1亿。如果从1990年12月上交所开业算起，第一个1亿投资者的积累大概花了26年。从2016年1月至今，第二个1亿投资者的积累仅用了6年时间。股民数量创新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充满信心。
总之，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在提升。在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情况下，继续有效提升投资者的安全感，有望吸引更多对中国公司、中国市场有信心的投资者。
历史进程中的中概股：从绝望之谷到开悟之坡
市值其实只是表象，甚至可以说，一个公司短期内的收入、利润和资本对其的追逐都是表象。真正的实质，一直都是公司的内在价值。随着时代和环境变迁更加加固的核心，潜心一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为主要代表的中概股要面临的一门新课题。
历史进程中的中概股非常明显地经历了“达克效应”（“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的两个阶段。达克效应本来指的是人认知上的四个阶段变化，即愚昧之巅、绝望之谷、开悟之坡、平稳高原。
经历2018年贸易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国内监管和反垄断政策递进推行，这几年中概股被国际较量与内部监管的两个极值上，用“绝望之谷”来形容其环境恐怕不为过。（2021年中概股累计总市值减少8598亿美元）；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当所有的非正向因素充分展开之后，经历考验的公司，实际上开始迈向“开悟之坡”。比如，在强监管之后，平台要挤掉水分就要思考新的出路，在摘完低垂的果子之后就要去强身健体继续有“跳一跳”的能力，所谓的“开悟”，就是始终牢记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责任。
发展是永远的共识。这个发展，不仅是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代表国家的行业发展需求。
强化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监管是并进共行的，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也是明确的。
那么新价值如何找？长期生命力在哪里就去哪里找，第二增长曲线等等都是技术性的，关键是要有战略定力和内核。先进生产力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创造价值，保持先进性，就要高维度、用自己最好的能力去攻坚，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所需紧密结合。
首先，深入介入、渗入实体经济。真正能够获得长期生命力的公司，都是实体产业中的佼佼者，或能够向实体产业不断输出技术的公司，如亚马逊、微软和IBM等。互联网公司和平台经济，要有精确边界感（即反垄断、保护用户隐私等），要在横向扩张受限但鼓励纵向空间精准渗透的新范式内运行。比如，借助强大的互联网商业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体系，C2M，批量精工、量身定做，个性化产品正重塑制造业，还成就了2021年的外贸高光时刻，贸易顺差6760亿美元，较上年增加约15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第二，服务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是全球经济面向未来最大的确定性，国家间的博弈已经加速延展至数字空间。2021年11月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主动设置议题；对内，完善法律法规，做好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准备。在此背景下，平台企业也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角色。
当然，这里也要注意一点。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类对立是互联网发展早期的概念模型，甚至历史上一度还有互联网经济是不是虚拟经济的争论，但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两者已经结合成全新而庞大的数字经济体，已经事实上在改变传统的产业。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新能源造车。如果以实体为王的思维看，传统汽车企业应该在新能源时代顺利成为王者，但事实上，是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造车新势力在这一轮产业转型中拿下了城池。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直白的启示，简单地为互联网企业、实体经济去打优劣的标，既不科学也没必要。数字经济发展得好不好，需要在实体经济中检验；而实体经济的未来，一定是数字化的未来。事实上，互联网思维+传统车企代工模式，本质上就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一个范例。
从这个角度说，数字化是一种生产力。其本质，是技术和生产力工具的跃迁，企业通过技术手段将可以研发、生产到售后服务的整个链条全部数字化，使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幅提升，同时降低实体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个角度看，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上，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也要有宽容周期。毕竟，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享受了很长一段政策红利期。
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近期中国（深圳）综合改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平台经济健康指数》报告当中指出，2020年全球世界100强企业中的数字经济企业平均增速为70%，较世界100强总体增速高近40个百分点，相比全球GDP增速更是一骑绝尘。
我国的数字经济仍然处在发展的早期，更多是进行了产业的数字化，远没有达到数字产业化。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的经济结构呈“二八”比例分布。2020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占GDP比重为31.2%；相比之下，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占GDP比重的7.3%。这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结构现状，数字产业化远低于产业数字化。
中国互联网企业显然已经在知行合一，实践这两点，坚持服务产业数字化、服务实体经济。阿里新财报发布，其企业负责人张勇表示，去年四季度以来，国家强调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对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清晰的方向：建立健全平台治理体系，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阿里巴巴在商业理念、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自我要求与之高度一致。”冬奥上云，是奥运史上首次由云计算代替传统IT，行业看到了未来数字化的巨大机会；新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对智能和算力有极大需求的高潜力行业，也是数实融合发展的代表性行业。
练好内功，坚持初衷和力量储备，筑好巨大而坚实的底，无论环境怎么变，明确战略核心，知行合一，这就是开悟之坡上的一身晴朗。
格局性变化的平衡者
首先，中国的互联网代表性企业不能弱，要警惕“一变百变”“一转百转”的格局性变化，靠实力说话，也要有典型案例和故事。要鼓励互联网公司，拿出最好的实力、最高精尖的科技力量、最硬核的能力、最好的精气神和状态，积极向上地参与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互联网企业的规范有序发展，既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科技公司国际竞争力的证明。
第二，战略、科技、投资、干预，这四重因素决定了中美互联网发展格局的前景。互联网这个竞争领域和序列只要在国际上还被广泛认可和长期存在，它就有自然生成的局面和状态。今天要支持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不仅是促进实体经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竞争和博弈的需要。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是中国企业建设核心能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互联网的有序健康发展，是鼓励投资者信心、确保产业链上各参与方内心稳定性和安全感的需要。
未来，政府及监管部门，对于引导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既“吹好哨”，还要“护好航”。规范和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我们为什么重视“中美互联网差距拉大”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关注创新能力的天花板，中小企业创业的生态圈，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突出、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的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快速成长。它们拥有经得住考验的成熟商业模式，并依托中国这个超大规模、超级活力市场作为试验场，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如果能够在宽松的产业政策环境下实现规范健康发展，中国互联网行业必定仍然能贡献更快、质量更高也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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