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谨以此文致敬这些创业路上的追梦人。他们真正“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作者丨子钺
编辑丨巴里
头图丨摄图网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梵高的这句话可以形容科学家创业者的心声。
“科学家不擅长（做企业）！他哪懂什么叫经营管理？什么叫绩效考核？什么叫股权激励？这才是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海银资本创始合伙⼈王煜全谈到科学家创业时言辞激烈。
在他看来，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是靠科技企业家来完成，不是科学家，但中国过分强调了科学家的价值。美国的创业公司科学家占股只有1%-2%，中国的科学家因为有资源能拉到政府上亿投资，不愿意占小股，没有办法让公司按照商业逻辑经营。王煜全呼吁，“（社会）不要给科学家创业的幻觉。”
过去，资本对科学家创业的态度偏悲观，并不认可。但是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投资人来了180度大转弯，又开始疯抢科学家。中国的风险投资第一次在投资科学家创业上达成共识。
资本追捧科学家的另一面却是，投资人并不认可科学家亲自下场创业。他们更倾向于其技术入股，从产业界找到合伙人作为CEO，组成创业梦幻团队。
这样的模式遭到科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有志于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如果有投资人前来交流，但本身却质疑科学家是否适合创业，我认为就没有必要交流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科学家金贤敏很硬气，2021年他有了一个新身份——图灵量子的创始人兼CEO、CTO。
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创业都能这么幸运，一下场就获得近几十位投资人关注，收到10份TS（投资意向书）。
但更多的科学家仍然坚信，“只有亲自下场创业，才能赢”。
在这些科学家创业者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成功后的喜悦，却鲜少了解中国科学家创业的血泪史。真实的科学家创业图景，有着创业者的愤怒与无奈，也有人性的幽暗与孱弱，更有商业江湖的残酷与荒诞。
为什么科学家与投资人相互吐槽：我被骗了？为什么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为什么信任度在中国的科学家创业生态里如此稀缺？
一连串追问背后，我们探寻到，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硬科技创业生态成熟度的现实困境。
科学家创业：我们被资本骗惨了
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圈子里，流传着很多科学家创业被骗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
早些年，科学家创业很难获得资本的支持。大家都不太愿意投。
一位有过失败教训的科学家创业者讲述，2006年他第一次创业做科技成果转化时就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团队只是作为技术一方，出资方是大股东，管理由他们负责。投资人并不下场而是委派职业经理人来做CEO。”
多方投资人之间出现了纷争，“都想管理人、财、物，导致各部门之间壁垒特别大，山头林立，内耗严重。”
硬科技投资周期长，回报慢，投资人却想赚快钱。
2009年国内房地产投资火爆，投资人把公司抵押开始搞房地产，后来房地产投资失败，把企业也拖垮了。
当时愿意投资科学家的资方多是煤老板、房地产老板。
某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们也有过一段辛酸往事。
李文回忆，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些老板挺有情怀。接触多了才发现，原来他们投资这些项目是为了打着科研院所的旗号，去获得地方政府给的其他资源，例如拿地。
“我们遇到过很多次。他们说得都很好，看中这个技术，特别有前景，我也不图挣钱，就当做公益。”李文说，“他们都是打着这种做公益的旗号，我们当时都信了。”
这些投资者往往拥有51%的股权，作为大股东；科学家是小股东。大股东把小股东直接扫地出门，技术拿走以后再成立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就废掉了。李文说，“小股东很弱势，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早期科学家跟投资人合作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大多数都是这么被搞死了。”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也有过类似经历。他还在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做科研的时候，当时国内还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政策与鼓励制度。科学家们对于如何做科研成果转化缺少参考，也没有专业的VC关注这方面。
他发现，短期资本和科学家合作到两年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什么原因？
“短期资本的回报周期就是2-3年。”米磊认为，科技创新的规律是需要五到十年的长周期才能爆发，这与短期资本的需求相矛盾。中国过去大多都是短期资本，很难去做硬科技。
吃到苦头的科学家们认为，要想做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得亲自下场创业，掌握主控权。
科学家：我为什么一定要亲自下场创业
“科学家创业，别人会觉得是为了赚钱，对于学术声誉是有伤害的。”
疫情期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量子计算领域的青年科学家金贤敏在家想了几个月，到底要不要亲自下场创业。
“光量子芯片这个领域已经接近产业转化的边缘，如果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还只做阳春白雪，只做发表文章的事情，角色就不对了。”金贤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时刻，量子计算代表未来，我们至少应该代表中国，去跟国外正在崛起中的公司一较高下，在中国建立同样伟大的公司。
“如果公司挂我的名字，不希望是一地鸡毛，希望与一众极具潜力的企业PK时，拿出开场即决战的决心与毅力，全力以赴实现各个阶段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也因为量子计算的技术高门槛，我必须下场自己做。”
在他看来，创业、管理、商业逻辑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不比量子物理复杂，应该带着技多不压身的心态，尝试去理解去学习，不应该给自己画地为牢。
图灵量子成立仅一年，就完成三轮大额融资，累计融资额超过5亿元。一些投资机构高呼，“企业发展及估值变化之快，完全来不及反应”。
年轻的科学家不想躺平，为什么不走出舒适区，亲自下场迎接挑战？
迈铸半导体的创始人顾杰斌博士，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离岗创业的他，人生刚刚经历了从顾博士到顾总的转变。其独创的微机电铸造技术，有着巨大的在半导体先进封装和芯片式线圈领域应用的前景。
在英国帝国理工读博期间，顾杰斌的研究成果就被Imperial Innovation（帝国创新服务公司，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申请了专利，希望能够实现产业化应用。
国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大概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许可/转让实施技术转移转化，也就是卖专利。另外一种模式是科研人员创业，自行实施转化。
顾杰斌认为，国内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和机制不是很成熟，自己做的是从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从技术到应用还有很大的一个跨度，要想实现成果的转化，自己亲自下场创业是更好的选择。
在研究所做科研和技术产业应用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做研究的出发点是创新性，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单项指标的极致。而市场更需要综合性指标平衡的技术或者产品。如果对整个产业缺乏认知，大概率情况下，这项技术很难实现产业应用。
实验室研发的一项从0到1的技术，就算是想要最终实现从1到N的产业应用，后面也要经过大量的技术调整、优化甚至二次开发，从1到N的工作量甚至可能远大于从0到1。
“有不少专利看上去很完美很高大上！但实际用的时候会发现，可能完全不好用。” 从1到N的研发也应该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研人员自己创业，就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对技术进行调优。
“搞科研，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有这样想法的还有中科极光的总工程师毕勇。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应用激光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团队判断，激光显示技术未来有望成为像光通讯、光存储一样拥有巨大市场规模的产业，一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它对中国光电子技术和光电子产业的拉动作用会特别显著。
从显示产业本身来看，中国在显示技术上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基本都是引进国外相对较成熟的技术进行制造，处于产业链低端，大而不强。中科极光自主研发的激光显示技术属于新一代显示技术，有望让中国在新型显示技术的竞争中实现换道超车。
2015年，作为中科院理化所孵化的创业公司，毕勇与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原）所长刘新厚共同创立了中科极光，希望把实验室走出来的激光显示技术真正变为生产力。
毕勇也从一个科学家变身为创业者。
科学家创业有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
数之联的创始人傅彦，另一个身份是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授。与年轻科学家更愿意冒险不同，她从50岁才开始创业。
在她看来，科学家的创业不是赚钱驱动型。“我希望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有家国情怀，都有解决国家问题的担当。我们身上有责任，在工业大数据的方向上走下去。”
傅彦说：“虽然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很多核心的软件、硬件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国产化问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学者、科学家去主动担当的。不去做这件事，中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万一哪天被卡住脖子，经济就有瘫痪的风险。”
他们做的工业大数据领域，没有几个公司愿意去做。2017年，阿里巴巴、腾讯都涉足过工业，一年之后基本上全身退出，因为根本没有意料到工业大数据做起来有多艰辛。在互联网赚钱相对容易，但做工业大数据，需要理解工艺，需要全天候驻在工厂里面，和工人打成一片。而且前期不挣钱，即使有收入，也都是亏损。
“创业比在高校当教授难百倍。”为业绩能不能完成操心得睡不着觉；为节省开支，出差飞机只坐经济舱、不会让秘书订超过500元的酒店住宿……
创业十年，傅彦实现了教授身份到企业家的转换。“真正做到了为国家为社会为经济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与在高校教书育人不一样的收获。”
但傅彦认为，科学家创业能成功的人不到1%。
投资人：投资科学家创业，我踩过的那些坑
“大家同一个科研室，为什么他的公司估值比我高？”投资人万万没想到，会遇到科学家这样的追问。
从投资人的口中，你或许能听到关于科学家创业的另一个版本。
“投资人说科学家创业是骗子的更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掏的真金白银，科学家掏啥了？描述了一个无形的技术，搞几年啥没搞出来，我的钱可是全亏了。”
稼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鹏，有着十余年处理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事务经验，为项目方和投资机构都做过法律服务。
在他看来，科学家创业觉得容易被骗可能是一种错觉。对方很有可能只是按正常的商业逻辑在办事。投资人的工作就是投资，协议条款里会写得很清楚。教授们缺少法律意识，最后才会觉得那些条款都是你给我挖的坑。
“你当时为什么不好好看呢？没看明白你为什么要签字呢？”
这是曹鹏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典型现象。他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互相误会。
当科学家拿到厚厚的一本投资协议条款，字都认识。啥意思？不知道。
投资人对于条款则比较熟悉，投资机构也会配有法务。
“解除这些误会，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两边都解释清楚这个条款。比如，什么是对赌、回购、优先清算？为什么必须要有一票否决权？……如果不解释清楚。科学家往往就只有一个思路，说投资人想坑我。”曹鹏说。
“投资机构拿的钱也不是自己的钱，要保证LP的利益，必须有一些条款保障他们的资产安全。”
提到科学家创业踩过的坑，投过150余位科学家的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深有感触。
首先，科学家创业的明显问题就是身段不够柔软。
科学家创业不是纯金钱驱动，更多是一种荣誉驱动型。在商业谈判上容易吃亏，有时候不太好意思去开口。
而企业家需要身段柔软，把客户当做上帝，为了解决问题，有时候需要去做一些妥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更低一些，才有可能做成很多事情。
某投资人也有同样体会，“科学家好面子，把产品送到客户那儿，客户说你的产品有问题，他直接就说是客户有问题。他觉得我的产品这么好，你凭啥说我有问题？”
其次，科学家创业的难点在于，需要进行思维转变——从技术思维转变为产品思维、从发散思维转变为聚焦思维。
科学家天生是发散性思维，兴趣点广泛，但是容易对客户的需求缺少分辨能力，每一个项目都觉得挺好。如果只是给客户做了一个验证，或是帮别人开发了一项技术，但这个产品市场不够大，最后也很难做起来。
“真正做企业一定是单点突破，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到市场上才有生存和竞争的能力，尤其是对于初创企业。但是，技术思维很容易出现研发了很多技术与产品，但每个都长不大。”米磊说。
第三，科学家创业最大的短板在于，缺少产业经验和管理经验。以前是研究课题就够了，现在还要研究人。
150人以内的创业公司可以靠科学家个人魅力，驱动团队成员向前发展。但当人数超过150人，管理者跟基层员工之间就已经开始有了距离。
米磊认为，这个时候科学家要么自己转型，要么就真正找到有管理经验的人，协助他进行公司管理。
中科创星在2014年就开始打造投后生态，邀请管理方面与产业方面的专家，指导科学家如何更好地转化为合格的企业家。比如，如何跟投资机构谈判？如何更好地做品牌宣传？如何招聘到产业中的精英？
第四，科学家创业不愿意全职，是被所有投资人吐槽的地方。
你能想象，科学家一边创业，一边还要头疼自己还要上多少堂课，还要发多少篇文章，还要怎么样才能满足学校的考核要求么？
“我们看了很多科学家项目没有去投，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在全职还是兼职这件事情上。”国高创投总经理、星河资本合伙人阎镜予说，很多人不愿意放弃学校的岗位，是他认为科学家创业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科学家的技术有一两年的突出性，但又要自己干，又在学校里边干着科研的事，花在项目的时间可能只有他精力的1/3，不是那么迫切一定要把创业这个事儿干成。拖了一两年之后发现，原来突出的技术在市场上已经没有突出性了。明明是一些有市场机遇的好项目，就这样慢慢被拖没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常态。”
创业有退路往往并不是好事。在公司运营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打退堂鼓。
第五，不具备企业家思维，企业家的很多技能不是科学家能训练出来的。
投资人王煜全认为，科学家训练的是做实验做论文，但不是挣钱；企业家要找资源协作、找市场。做科研追求某个单项指标，有一个技术突破就可以发文章。但企业经营不一样。
“手机不是屏幕显示的清晰度高就行，还要考虑耗电的问题，芯片的计算速度问题，这些是综合指标，不是科学家所擅长的。要让科学家去干自己不擅长的事还能成功，本来就是个小概率事件，而且这也不符合专业分工精神。”
科学家在做科研突破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计代价，不计效率，不计成本的。做企业是要给客户提供产品，用最优的成本，利用更多已有的成熟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两种思维模式。
中科极光毕勇的切身体会是，科研工作和企业经营工作目标设定的逻辑起点就不一样。科研的逻辑起点是追求科技的先进性。科学家的工作从科研模式转向企业经营，要以市场为导向，这个过程很难调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满足市场需求，问题是能不能具体明确，是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产品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这背后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认识上的转变。”
科学家创业的理想模式？
美国模式为什么走不通
有没有科学家创业的理想模式？
投资人认为：有!
由一位经验丰富的CEO搭档一位拥有尖端科技的科学家，形成创业企业的核心，在美国称之为“双长制”。一般来说，科学家在公司里是兼职，只作为首席科学家，占有1%-2%很小的股份。
“双长制”被认为是美国构建成功创新生态的秘密武器。
百济神州就是典型的双长制模式。CEO欧雷强是一名美国人。他是一名连续创业者，创办了几家生物医药公司都成功退出。2010年，他跟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联合创办了百济神州。
王煜全介绍，CEO就是科技企业家，擅长的是把一个科技成果给孵化出来。美国有专业的连续创业者群体来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会把它卖掉或者上市，他们成功实现退出，然后再去高校找技术做转化。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社会分工。
“美国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的规则，当企业家来谈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他就是主导，但一定要聘教授做首席科学家，而且给很少的股份。原因很简单，我是大股东，风险都是我来承担。一般来说，这些人天使投资就自己投，然后再去拉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看中的不是教授有多牛，而是看这个企业家原来成功过没有。” 王煜全说。
把自己的技术交给别人？中国的科学家从心态上就接受不了。
不信任!
退而求其次，能不能给科学家搭档一个合伙人负责企业管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科学家依然是第一大股东。
“太理想化!” 曹鹏律师发现，做相关法律工作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几个这种模式成功的。“我们也曾经试图这么做，觉得这是个挺好的思路，但现实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人。”
合适的人首先需要懂企业管理，有经验；其次还要懂创业阶段公司的管理；第三，更重要的是，能否耐得住。创业阶段收入不会太高，比较艰苦风险也较高，整个创业都不一定成功。你愿不愿意承受？
第四，科学家得能看上，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最后这一点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外面。
信任是最难的。
“科学家虽然不懂商业，但毕竟是科技上的权威，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要自己做主。越大的科学家越容易存在这种问题。”曹鹏发现，不熟悉的人很难建立信任，要么说服不了科学家，要么科学家会认为你趁他不懂商业，给他挖一些坑。
因此，科学家更愿意找自己的学生来做CEO。
首先，学生懂自己的技术，能够把技术进行传承；其次，师生间情谊有天然的信任度，比较好掌控。
但是找学生，整个团队互补性比较差。学生可能也会经验不足，不一定能当好一个CEO。
阎镜予一直在做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早期投资，他会给科学家传授经验：如果有创业的想法，最好能够提前两三年在行业里去混，通过各种论坛、活动跟行业里的高管们交流，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创业合作伙伴。不要等到创业了才临时抱佛脚，没有两三年的磨合，很难建立信任度。
中国科学家的信任基础为何这么难建立？美国模式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人创业把企业当家，把企业当儿子的感觉很强。”阎镜予说， 很多时候，科学家会觉得这个技术是我的，我天然应该是公司的灵魂人物，所以不愿意技术入股。如果技术入股，灵魂人物就会成为对方。
“创业到最后可能还是人性的考验。”
中科创星的米磊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科学家身上。
“科学家不愿意让渡的，除了股权，还有控制权。” 米磊讲道，过去很多案例都证明了，失去控制权，最后大概率都会失败。所以，在中国科学家坚持要做大股东。
国外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体系。“什么东西都照搬西方是不现实的，因为生态环境不一样。科学家创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创业的生态不成熟。”
随着一批硬科技企业的崛起，会培育出成功的中国硬科技企业家。未来这些人再去找科学家合作，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走出来并创业成功的人，有能力、经验和资源去转化技术，科学家肯定愿意合作。
到时候，这些人也可以把高校的技术，转化到成功的硬科技企业里去，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目前，中国处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初级阶段。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整体不高，不具备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条件和能力。等现在的硬科技企业发展起来，培养出几千家、上万家的硬科技企业，就可以把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承接过来。
“我认为就是科技创业生态成熟度的问题。中国没有一个很好的科技创业平台和生态去支撑科学家，导致他们只能自己下场干，才能够把事最终做成。等生态成熟，科学家‘被迫’亲自创业的人会少很多。”
“科技创业生态的成熟，中国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米磊说。
中国的拜杜法案来了？
中国的科学家投身创业潮可以追溯到2015年。
2015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首次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给高校和科研院所。
这被认为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里程碑。
2022年1月1日，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将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写入法律，明确提出，鼓励科研单位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激励科学技术人员。
中国版的拜杜法案来了？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被认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最鼓舞人心的美国立法。”在此之前，美国也出现国家资助项目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拜杜法案的重点是把国家科研基金资助下取得的科技成果、专利发明，通过立法将归属权从国有变为高校或科研机构所有。
根据该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大致是“一分为三”：约1/3归学校或公司，约1/3归研发团队，约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该法案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法案生效后的几年中，美国的科创成果转化率增长了10倍之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院长殷召良表示，中国2007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有参考借鉴美国的拜杜法案。“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实践一直在进行，这次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在改革试点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早在2020年，科技部等9部门发布了128号文，在全国选择40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
“关于授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可能还会有争议。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以及国家权益的保护问题。另外目前条文用的词是探索，并没有真正的明确界定这个权利归谁。”殷召良提醒。
给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放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下放。有些单位或领导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多为国有，国有资产流失、涉嫌侵占国有资产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科学家创业最难的是学校层面不符合商业逻辑。明明是好事，但学校就是不批，行政上不敢担风险。无力感……”一位正在创业的科学家在此碰过壁。
浙江大学的禇健案、清华大学的付林案、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案……
“很多科学家吓着了，科技成果转化还有牢狱之灾？”曹鹏表示，国有资产的安全问题，是科研单位最担心的。
比如说某个技术，现在评估1000万元，转化若干年后变成上千亿的产业。那时很有可能被追责，当年怎么评估的？为什么把国有资产评估得如此低廉？
有创业者追问，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成否解除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
“很多应用型论文不进行成果转化就是一张纸。”米磊认为，一个先进的技术，放十年不转化，最后很有可能折旧到一文不值。
阎镜予作为投资人，最关心的是科学家创业知识产权如何去界定，怎么能够明确的说清楚哪些是公司资产，哪些是个人的资产，哪些是学校的资产？
大部分科学家在创业之初，可能没有完全脱离学校，还是兼职在创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知识产权，跟学校之间是什么关系？
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股权比例千差万别。“导致我们投高校项目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预期。甚至有时候还给科学家出谋划策，去解决学校的评估问题。”阎镜予希望，最好能够给早期投资人，在学校政策端有相对明确的预期。
为什么中国到了科学家创业时代
当前，中国已经到了科学家创业的时代。
阎镜予分析，主要包括五重原因：
第一，中国在硬科技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问题。这不是过去商业模式创新的创业方式能解决的，必须要从技术本身来解决问题。
第二，估值问题。现在二级市场有较多的破发情况，二级市场在倒逼一级市场必须要往前走做早期投资。因为过去这种只投Pre-IPO项目的投资机构，在一二级市场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有一定的获利性。但现在发行价倒挂，破发屡屡出现，导致过去这种Pre-IPO式的投资收益已不太明显。所以，需要往更早的方向去投资科学家创业。
第三，科学家创业的造富效应。大家都看到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创业成功的示范性，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项目开始涌现。相比过去，科学家创业的项目池，已经扩大很多。
第四，退出通道。科创板和北交所这两个渠道，都可以看作是给投资科学家创业定向开放了退出通道。过去企业需要做到一定的盈利水平才能退出，现在尤其是像专精特新这样的企业，可以从新三板的创新层转板北交所，科技类的企业比较容易在财务指标上实现。这种退出渠道，也进一步加大了资金向科技创业方面去倾斜。
第五，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扶持，一方面允许科学家自主创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中的知识产权评估、入股的问题，进一步激发了科学家创业的热情。
这是科学家创业最好的时代。
然而，当时间来到2022年，后疫情时代下的资本寒冬，暗潮涌动的国内国际局势，对科学家创业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能够穿越危机，千锤百炼突围而出的创业者，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科技企业家。
“中国科学家创业”之困背后的真问题是时间。科技创业生态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一代创业者的成长。
如果要给时间加个期限，也许要等20年。
（注：文中李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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