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作者：王剑，编辑：平凡，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一直以来，台湾这片土地发生的一切总那么牵动人心。
近期刚落幕的台湾地区的大选，比蔡英文更激进的民进党代表赖清德当选，许多人对此表示出极大担忧。
其实，大可不必。
台湾地区的未来是14亿中国人决定的，无论谁当选、当政，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
如果希望理解台湾与大陆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不妨先从这个宝岛的前世今生开始。
风雨飘摇的台湾前世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本是一个整体。后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另一端的台湾岛逐渐露出水面。
台湾出现在中国史书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公元230年，东吴孙权派一万名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留下了台湾最早的历史记载。
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曾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的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
随着人口和贸易往来的增加，台湾渐渐进入各朝各代统治者的视野，不再视为海外孤岛。
公元1120年（北宋宣和二年），台湾岛及澎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划归福建泉州管辖；南宋时，澎湖又划归福建泉州的晋江县管辖，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公元1335年至1340年间，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这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正式设立专门政权机构，宣示主权。
明朝建立后，台湾与大陆的交往更加频繁。明成祖永乐年间，郑和出使南洋时，曾多次在台湾停留。
明朝之前，台湾地区的名称在历朝历代多有不同。汉朝和三国时期称“夷洲”，隋朝与唐朝时称“流求”；宋朝时称“流求”或“琉求”。
明朝万历年间，参考台湾南部少数民族“台窝湾”的社名（意为滨海之地），正式在公文中使用了“台湾”名称。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时期的“台湾”主要指的是台湾地区的台南。直至清朝，官方才将全岛正式定名为“台湾”。
明中后期，为了遏制不断袭扰大陆的倭寇，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明朝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居民为躲避战乱，再次大规模移居台湾。
此时，欧洲殖民者也发现了台湾这块“风水宝地”，西班牙和荷兰两国殖民者为此还发生过激烈战争。
最终，荷兰胜出，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
清朝建立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赶走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建立郑氏政权。
随后，郑氏家族前后治理台湾22年，通过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等，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史称“明郑时代”（1662年～1683年）。
不过，由于郑氏政权与当时清政府形成对峙局面，为清朝统治者所不容。
公元1683年，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攻陷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率众归顺清政府。隔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至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的社会人口。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将台湾单独建省，首任台湾省巡抚为刘铭传。他在任期间，因铺铁路，开矿山，架电线，造商轮，兴办企业，使得台湾经济、文化快速进步，因此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历史上，台湾将自己遭受日本侵占的这50年（1895年～1945年），称为“日据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重归国民政府主权管辖，台湾省建制恢复。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先后有两百多万大陆人迁入台湾，台湾至此与大陆走上两条不同的路，渐行渐远。
日据时期的台湾
大陆总有一种感觉：台湾似乎不如香港和澳门对祖国那么亲近。
其中原因自然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但也与台湾经历了日据时期以及国民党退台两个重要历史背景有关。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夺得台湾后，一直当自己的“养子”来对待。
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击败俄国和中国，跻身列强行列，也有样学样将台湾作为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在台北设立总督武官制，负责台湾的管理。
虽然台湾民间不甘心被日本侵略，先后爆发了一轮又一轮起义，但最终都被日本以武力镇压下去。
日本殖民当局用武力征服台湾后，掠夺台湾资源之余，为维护长久的殖民统治，也不遗余力建设台湾，特别是很多新技术和政策都是拿台湾当“试验田”，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生产力发展。
为了让台湾资源更好服务于日本本国建设，殖民当局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经济政策，通过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灌溉等措施，逐渐形成以“米、糖”为主的贸易结构，带动了台湾以制糖业为中心的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开通了台湾铁路的西部纵贯线与东部干线，并积极兴修水利、推广农业科技、普及医疗卫生以及改革土地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发展。
台湾经济和工业在日本殖民时期确实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究其根本，都是为了给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输血”。
拿台湾最具代表的糖类贸易来说，日本殖民期间，蔗糖产量一直在提升，经济收入也节节攀高。
20世纪20年代，台湾蔗糖产量暴涨为498000公吨，价值7000多万银元；1930年后更是暴涨为94万8000吨，价值近2亿银元，但所有收益几乎全归日本所有。
同时，台湾所有矿产和森林开发产生的收益，也全被日本控制。此外，日本还将台湾视为工业品倾销地，每年与其贸易顺差就达3亿银元。
可以说，日本在台湾所有经营收入，最后都成为了日本庞大“战争机器”的重要经济来源。
为了维持日本对台湾的长期殖民统治，日本积极在全岛推行“皇民化运动”，加强生活与教育领域的全面日本化，通过普及日语教育、改日本名、穿日本服饰、设立大规模的日本殖民色彩学校等，不断强化对台湾人的奴化教育。
由于台湾当时实行粮食配给制，台湾人只能获得日本人一半的粮食供应。而“皇民化”的台湾人却能得到与日本人差不多的配额，从而让很多台湾人争相成为“皇民”，沦为其侵略战争的“马前卒”。
这些被派驻到伪满政权及沦陷区工作的台湾人，地位上比日本人低，但比中国大陆人高，可又不完全被日本人信任，如此畸形的民族归属，也使得台湾人自己都恍惚不已。
为此，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撰写《亚细亚孤儿》这本书，借此展现台湾人不中不日的尴尬身份。
民族归属和身份认同，一直让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人既纠结又困惑。
一位台湾作家还曾回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宣布光复，前一刻还在听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的台湾人，下一刻忽然就意识到自己才是胜利的那一方，立即欢欣鼓舞等待国军接收。
可惜，期盼许久的祖国军队，并没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反而遭到了无情的血腥镇压。
台湾的“戡乱”时期
台湾光复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在经历日本多年殖民统治之后，也造成国民党军政人员与台湾人之间复杂的情绪关系。
台湾收复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统制经济”，将酒、烟、盐等重要物资统统纳入政府专卖，实行垄断，使得台湾经济萧条，社会生活不如日据时期，引发大量台湾人不满。
可在派驻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眼里，台湾几乎处处是“假日本鬼子”“亡国奴”，根本瞧不上。特别是他们在台北看到大量日本风格建筑和店铺，内心那股鄙夷更为强烈，更将自己所作所为都当成“正义的复仇”。
台湾人起初还对入台的国民党当局抱有希望，但看到从上到下腐败横行，且处处针对台湾本地人，矛盾油然而生。
当时台湾民间有句话叫“狗去猪来”，意思是日本人是狗，但还能看家护院，可来的国民党接收官员，却是只会吃、拉、睡的猪。
由此可见，台湾人对其怨念有多深。
正是这股怨气，使得原本只是一桩查抄烟草小贩的小事，最终酝酿成轰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此事本来也很简单，台北国民党的烟草管理人员扣押了一名在市场私自贩卖烟草的妇女，遭到围观群众不满和阻拦，感到不妙的执法人员开枪示警，却误杀了一位看热闹的市民。
结果，“外省人杀台湾人”的爆炸性新闻传遍台北的大街小巷，导致大量台北市民冲上街头抗议，并围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就是当时台湾最高统治者陈仪的官邸。
军人出身的陈仪毫不手软，当即下令军警进行镇压，打死打伤上百位台湾居民，并将这次镇压蔓延到全岛。
国民党这次倒行逆施地镇压最后虽然取得胜利，但已经失掉了台湾的民心，相互间的矛盾逐步加深。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数百万大陆人蜂拥到这原本不到600万人口的小岛。因为岛内资源有限，又再次造成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大量矛盾。
可国民党当局对此并不是进行疏解和安抚，而是对台湾实行更为严厉的弹压政策。
蒋介石在台期间，一方面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台湾的不放心，于是以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条款为背景，大搞“白色恐怖”，随意抓捕和处置各类可疑人员，缔造了国民党战后在台湾的威权统治。
荒唐的是，这个毫无法律约束的“动员戡乱时期令”，在台湾居然持续到1991年5月1日，实行长达43年。
不过，台湾也是在蒋家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的手中，实现了台湾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蒋经国上台时，正是台湾最为艰难的时期，中日、中美相继建交，以及美台断交等重大外交事件严重影响了台湾经济的稳定。
面对前途莫测的台湾，蒋经国展现出极高的经济建设与政治才能。
蒋经国时代
台湾从日据时期就是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的省份，直到蒋介石去世之前，台湾仍然是工农并重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此，蒋经国一边不断削减国防预算，另一边抓经济建设，使得台湾最终从困境中走出，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1973年，蒋经国提出以五年时间完成九项重大工程，包括兴建岛内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花莲到苏澳的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桃园中正“国际”机场、高雄钢铁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加上后来的核能发电厂，后称为台湾的“十大建设”。
在此过程中，蒋经国虽然实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升级”策略，将重心放到工业升级上，但依然重视农业技术进步与发展，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台湾的农业水平。
除了在台湾推广农业机械化，蒋经国还在嘉南、彰化、兰阳、云林等台南地区兴修水利，极大改善了台湾的农业生产环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同时，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使农业实现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台湾当局实行了“二次土改”，把逐步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地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蒋经国又宣布在“十大建设”的基础上推行“十二项建设”，修建了包括台湾环岛铁路网、东西贯通铁路、改善高雄屏东地区的交通条件，扩建屏东到鹅銮的公路以及扩建高雄钢铁厂、兴建核能2、3厂、设立农业机械化基金等大量工厂。
等上述计划成功完成，台湾不仅在基建、交通、水电等领域成绩显著，同时社会经济结构也有了显著转变。
到1985年，台湾的工业产值比重从30年前的17.9%上升为52.2%，基本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此外，蒋经国十分重视台湾基础重工业与科技发展，不仅通过造船产业带动本土钢铁、机械、电子等一系列工业加速发展，还以设立新竹科技工业园区、推行“三化”（即“经营自由化”、“经济国际化”、“管理制度化”）等发展战略，促进了台湾科技的自主研发能力，帮助台湾成功实现产业升级。
蒋经国晚年还通过逐步开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
台湾人对蒋经国记忆犹新的是其每年超过200次亲自下乡走访，落实水电及基础医疗卫生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台湾乡村建设的亲力亲为。由于其亲民作风和务实的政治风格，他同时在台湾以及大陆高层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最让人称道的还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的坚决态度，以及开放部分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政策，才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这也再次证明，台湾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台湾执政者相对开放的经济理念，才使得台湾地区的经济水平保持近30年的飞速发展。
台湾经济的均衡发展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逐渐发展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与韩国、香港、新加坡一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一路飙升。
1971年，台湾GDP为57.35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了220%；到了1981年，台湾GDP已暴涨到492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了758%。
30年的发展过程中，台湾逐渐从昔日的农业经济成功转型到制造业。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35%降至现在的2%，而制造业占比已达到30%左右。
在电子设备制造业领域，台湾已是全球大多数电子设备的组件生产基地，高新技术产业也早取代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
这些淘汰产业，被先后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台湾本土则埋头进行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术代工项目。
与日韩不同的是，台湾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中小型企业而非大型企业集团为主，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三星、现代等超级大企业，只有台积电、富士康这样的超级代工厂。
正是在长期代加工过程中，台湾逐渐发展出如今四大优势产业：半导体、电子制造业、面板技术与精密仪器。无论其质量、还是技术都处于全球前列，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更举足轻重。
时至今日，台湾作为一个仅有3.6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拥有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其半导体制造业成就非凡，如晶圆代工、封装测试产值全球第一，IC设计全球第二，并牢牢把控着全世界半导体行业的供应体系。
令人称道的是，台湾这些优势产业分布在全省各大城市，特别是人口聚集的六大省辖市，使得产业基础发展十分均衡。
这里得解释下，由于地域面积限制，台湾地区的地级市，其规模大致相当于我们这里地级市的某个区；而地级市和地级市组成的城市群，才类似于大陆的地级市。
台湾目前有六个省辖地级市，习惯上称为“六都”，即台北（省会）、新北、桃园、台中、台南和高雄市。
这六座省辖地级市又在台湾形成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城市群，其中由台北+新北+桃园三个地级市再加一个县级市基隆组成的“台北都会区”面积最大，经济也最发达。
根据数据统计，台北都会区陆地总面积3679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GDP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近一半。
2023年，台湾地区制造业占其GDP比例高达30%。其中，台南制造业占比高达70%；桃园制造业占比为67%；高雄制造业占比为60%；新北制造业占比为55%；台中制造业占比为55%，而台北的制造业占比仅为10%。
台北的制造业不如其他城市，主要还是因为城市面积有限，仅271.8平方公里（只有香港的1/4大），而且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近万人，居台湾省首位。
如此狭小的空间和人口高密度，制造业自然难以生存，只能分布到周围的新北和桃园。
台北在整个台湾经济中，充当的是高端服务业角色，相关服务业占比近90%，使得人均GDP远超大陆一线城市。
2023年，中国各市人均GDP排名前六位的省份和城市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但均没有突破20万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台湾人均GDP为22万元，而台北人均GDP则超过30万元。
其实，台湾除了人均GDP超过大陆外，其法定最低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人均工资中位数等等，均超过大陆的整体水平。
台湾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大陆离不开制造业的发达，更是其从代工到生产创新之路的优势体现，十分值得借鉴。
台湾制造业发展带来的启发
台湾制造业初期通过代工获得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弊端也很明显。
一方面是代工的利润极低，俗称“茅山道士（毛三到四）”，意思是代工往往只有3%到4%的毛利率；另一方面，是代工的体量和规模始终控制在委托方手中，代工厂商很难实现工业升级，因为自身的可替代性太高了。
因此，宏碁电脑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一个“微笑曲线”理论，意思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即产品利润主要产生于代表研发和知识产权的前端和代表品牌营销和服务的后端，中间最低的制造部分是最不赚钱的环节。
这个“微笑曲线”形象地体现了台湾早期代工产业的尴尬处境。
但台湾厂商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也就是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说的“全球化第三阶段”。
在其理论中提到，全球化第一阶段是各国生产商品，然后互相买卖；第二阶段是发达国家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海外生产，然后自己进行组装再销售；第三阶段就是发达国家索性将生产过程全部外包，自己通过掌握的核心技术来赚钱。
这如同今日特斯拉与苹果，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在自己手中，但生产可以放到国外进行，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
台湾是通过芯片加工产业逐渐明白这个道理，核心技术永远掌握在品牌方手中，自己赚的钱就极为有限。
于是，台湾制造业的龙头台积电率先站出来，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将芯片生产全部承揽下来，让对方可以专注设计。
富士康也是如此，让苹果将iPhone生产都交给自己，才给了苹果专注设计和品牌销售的更多空间。
在此过程中，无论台积电还是富士康，都并非简单地按图纸生产，而是不断在生产和设备工艺上进行创新，使之产品符合客户要求同时，还能实现技术升级。
这种模式，台湾人称为“联盟资本主义”，也就是所有合作方共同投资，参与研发，一起升级技术，通过利益与技术将彼此捆绑在一起。
台湾很多科技型企业随后也都是走的这条路，通过掌握大品牌的关键制造技术，使得自身既不会轻易被替代，还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利润翻倍。
拿台积电举例，最初代工芯片的毛利率不到10%，但是通过技术创新合作，90年代的毛利率就高达40%，2022年甚至达到了60%……
目前，台积电几乎垄断了全球高端芯片制造，高通、英伟达、苹果的尖端芯片都要找台积电代工。
这种发达的科技来源于台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全省拥有台湾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成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等171所高等院校，而且多为世界和亚洲名校。
如此众多的高校，也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大学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学教育普及率达到99%，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总规模突破百万级别，平均每20个人，就有一个硕士。
可以说，台湾经济近年来逐渐走高，既得益于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需求，也是凭借充足的人才资源，才让台湾的半导体等科技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益。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有了充足的智力和资金保障，台湾的科技厂商自研品牌时，也只专注某个特定领域的新技术开发，尽量不去抢合作伙伴的“饭碗”，巧妙地维持着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说白了，台湾通过极富特色的“联盟资本主义”，实现了高端制造业的创新驱动，还同时避免了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从而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但对于台湾来说，未来的经济发展依然离不开大陆。
台湾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
台湾经济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额在经济总量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既是由台湾地理条件决定，也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90年代，台商企业开始投资大陆，先后注册了约8万多家台资企业，常住大陆的台商及眷属已超过百万。那时台湾和大陆的贸易总额不足1434亿元，只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
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后，与大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一直保持顺差。
以2023年为例，大陆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值41.76万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23.77万亿元，进口17.99万亿元，贸易顺差达到5.78万亿元。
不过，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却有着微妙的变化。
以近三年数据来看，2021年，大陆从台湾进口16145亿，大陆向台湾出口5062亿，逆差达到11083亿；2022年，大陆从台湾进口17082.62亿，大陆向台湾出口5853.70亿，逆差达到11228亿；2023年，大陆从台湾进口14302.89亿；大陆向台湾出口4913.66亿，逆差仅为9389亿元。
不难看出，前两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万亿，这对GDP总量仅为5万亿左右的台湾可谓获益匪浅。
而去年开始，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逆差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台湾当局不断制造事端，阻挠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导致。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的贸易逆差，进口货物其实大多带有“赞助”性质，并非必需品。比如台湾地区相关生鲜出口大陆占比最高的分别是白带鱼、柑橘与冻竹荚鱼……
可以说，大陆即便不进口上述货物，对于社会消费需求来说也毫无影响，但反过来对台湾则未必。
2022年，大陆海关因多次从台湾出口水果中查出有害生物，宣布暂停进口台湾水果，立即导致台湾凤梨外销大减90.7%，莲雾少了51.6%、芒果少了45.4%，茶少了58.5%，让岛内果农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需求市场，大陆从台湾的进口商品大部分为半导体芯片，总金额达到上万亿元。
其实，仅从芯片角度来看，大陆和台湾的贸易是互相协作的过程。
台湾从大陆进口的货物最多的是贵金属、矿产品和化学品，都是用于台湾的半导体制造材料。
台湾利用大陆进口的物资生产芯片，再将芯片出口到大陆；大陆又将其组装或制造成终端产品再出口海外，互相在产业链端实现了合作互赢。
不过，在全球芯片产业的格局中，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合作不只在制造领域，还涉及到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和产业链整合等多个层面。但对比台湾，大陆市场的规模和潜力是其始终无法企及的资源优势。
再从消费市场与产业结构来说，台湾对大陆的需求依然远多于大陆对台湾的需求。
大陆可以不从台湾进口水果，甚至很多芯片也可通过中芯国际（SMIC）和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等芯片企业实现逐步替换；但对台湾来说，如果失去大陆芯片市场，损失可能会十分严重。
要知道，半导体产业产值占台湾GDP的16%，员工占总就业人口的7%，生产的芯片主要出口对象就是大陆。如果无法将芯片卖给大陆，对台湾经济和就业必然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台湾当局若继续搞“小动作”，不仅会影响台湾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更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政治风险。
对于台湾来说，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真正站在维护两岸关系的立场，求同存异，与大陆共同发展建设，携手创造美好未来。
这是台湾发展的前提，也是大陆愿意看到的局面。
毕竟，无论未来会怎样，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现实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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