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01遥遥突出还是差距拉大？
美国旧金山时间5月22日下午，我们走进位于硅谷腹地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英伟达总部时，他们刚刚发布了截至4月28日的2025财年第一财季报告——营收260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净利润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628%。这一惊人业绩再次震惊了全球科技界。
截至上周收盘，英伟达市值达到26190亿美元，在美国“科技七巨头”中，仅次于微软（31971亿）、苹果（29132亿），突出谷歌（21625亿）、亚马逊（18931亿）、Meta（12130亿）、特斯拉（5716亿）。如果以市盈率计算，英伟达高居第一。
对比中国目前已上市的科技企业，按上周收盘并以美元（或折合为美元）计算，市值排名前七的是：腾讯控股，4561亿；拼多多，2188亿；阿里巴巴，1965亿；宁德时代，1221亿；美团，926亿；比亚迪，841亿；美的集团，642亿。之后是网易（583亿）和小米（580亿）。人们熟悉的京东市值为463亿，百度为352亿。从市值看，微软相当于7个腾讯，亚马逊相当于9.6个阿里巴巴，谷歌相当于61个百度。
曾几何时，腾讯和阿里都是世界十大市值公司，市值压倒Meta和亚马逊，而今落后很多。今天在所有已上市华人科技企业中，跑在最前面的领头羊是台积电，市值接近8300亿美元，突出腾讯和阿里不止一个身位。
上周写完《下一个“中国”，怎样还在中国？》，我从浦东飞往旧金山。此行是作为正和岛全球标杆案例探访团的行程导师，和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以及30多位中国企业家一起，到硅谷和西雅图探访美国的知名科技企业。
原本想写一篇《下一个“美国”，是否还在美国？》，但题目太大，所做调研很肤浅，也不容易说清楚。总体上，如果和上世纪80年代从书本里阅读美国相比，和2000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相比，答案大概是No，我觉得美国在不少方面的“灯塔效应”已大不如前。
不过，美国自身的很多特质，如优越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移民文化等，“还在美国”，将会继续。同时，美国在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若干前沿科技领域的优势依然明显。
在实地走访了微软、苹果、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和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我的感觉是，中国主要科技企业的视角和事业基本还在国内，很现实，很眼前，而美国几家知名科技企业的愿景和思考角度不止于美国，还包括世界，人类，乃至宇宙。
｜微软：我们的使命是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组织，成就不凡。
多年来，围绕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我一直在一线奔走和发声。但此次美国之行让我开始反思：当我们越来越骄傲地沉浸于中国力量的“遥遥突出”和“美国在走下坡路”的自嗨时，至少从科技维度看，美国并没有衰退，在AI方面还拉大了和中国的差距。
下一个“硅谷”，是否还在硅谷？要想引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需要有什么样的企业和环境？这样的探访和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趋势，认清自己，迈向未来。
02黄仁勋、辛顿、李飞飞
英伟达总部大楼，从外形看是一个钢筋玻璃构成的大三角，从内部看像一座宇宙飞船，大量的会议室都是以《星际迷航》中的地点、天体、外星种族、星际飞船命名。
一片空旷的大厅刚刚布置成一个会场，接待者对我们说：“今天发了财报，明天上午是一季度公司大会，黄总会来讲话。”
黄总就是黄仁勋，他出生于1963年，1973年随父母和大他两岁的哥哥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他曾说，父母并不富裕，但辛勤工作，他也在寄宿学校清理过厕所，在Denny's餐厅当过洗碗工、清洁工、服务员。这些经历让他懂得了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1993年，他与两位好友从开发一款能在个人电脑上实现逼真3D图形的芯片入手，创办了英伟达。
一位随团企业家说，他最佩服黄仁勋的是他已经做了31年CEO，还充满热忱，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且英伟达目前的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直接向他汇报。
黄仁勋认为，简单的层级结构有利于把所有信息分享给团队中的每个人，让他们像交响乐团那样，共同奏响同一首曲目。每隔一周，这60人会齐聚一堂，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而当管理向下扩展时，则不是采取“1：60”的模式。因为随着层级增加，所需要的监督也会增多，经理们要承担大量管理工作，无法对应那么多下属。但在上面，黄仁勋坚持，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是其直接下属。
他曾说，“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访问信息时，我们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公司的发展。这是赋权的核心。”
我来硅谷前，听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谈起黄仁勋。他们刚在西雅图交流过。他说，黄仁勋最触动他的是，虽然有如此成就，但人很humble（谦卑）。过去黄仁勋早上5点醒来就起床，现在因为家里的两只狗总是在6点醒来，而任何震动都可能吵醒它们，所以他就在床上安静地阅读，等到6点再起床。
这位企业家说：“一个人，愿意为了某种东西克制自己，其实很重要。不少人就是在成功后眼里只有自己，最后造成了灾难。”
我们在谷歌参观，以及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I实验室联合主任Pieter Abbeel教授讲课时，都听到了辛顿（Geoffrey Hinton）的名字。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2018年获得了图灵奖。
2012年，辛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时，和两个学生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公司。他们通过对数百万张照片的分析，打造了一个能识别常见物体的系统。其中一个学生叫伊利亚（Ilya），他后来成为OpenAI的首席科学家，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
2013年3月，谷歌以4400万美元收购了辛顿的公司，当时他们所做的系统为后来的ChatGPT、谷歌Bard等大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
｜谷歌、英伟达
我对辛顿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去年5月宣布从谷歌离职。理由是他觉得AI聊天机器人所带来的某些危险“相当恐怖”，担心AI会对人类构成威胁，担心通过利用AI，网络上会出现很多虚假图片、视频和文字，担心未来类似于“杀人机器人”的自动化武器可能成为现实，担心一旦AI通过阅读小说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来学习欺骗他人，一旦具备了“欺骗”能力，也就具备了轻易控制人类的能力。
他在社交平台解释说，他之所以从谷歌辞职，是为了可以在不考虑对谷歌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谈论AI的危险性。
在离开谷歌后，辛顿继续做他感兴趣的研究。不久前他说，训练大模型需要耗费大量算力，为此可能需要放弃计算机科学最基本的原则，即软件与硬件分离。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硬件的丰富模拟和高度可变的特性，以实现“凡人计算”（Mortal Computation，有生有死的计算）。
此时，软件的存在也依赖于硬件，就像人的智慧依赖于其身体的不可随意复制一样。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就是当具体的硬件损坏时，软件或者“学到的知识”也会随之消亡。怎么办？辛顿提出了“知识蒸馏”的概念，即把旧硬件上的知识用蒸馏的方式转移给新硬件，就像知识“从教师传授给学生”。
像辛顿这样的教授，他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整个人类提前去思考问题的人。
也有科学家从校园走向产业界。有“人工智能教母”之称的李飞飞最近就从斯坦福大学学术休假两年，瞄准“空间智能”首次创业。她将“空间智能”定义为“从物体之间的关系中获得预测和洞察力的能力”。比如，你可以给机器人下达指令，“打开上面的抽屉，小心花瓶！”然后“大语言模型+视觉语言模型”就能从3D空间中分析出目标和需要绕过的障碍，帮助机器人做出行动规划。
她表示，AI对空间智能理解的进步，正在催化机器人学习，使我们更接近“让AI能与世界互动”的目标。
硅谷好像是一个加速器，让各种类型的聪明人在这里获得生命与智慧加速的力量。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它都可以帮助你绽放最纯粹的向往。黄仁勋、辛顿、李飞飞这些人当然也都是“网红”，但他们红的原因，是提出第一流的见解和洞察，自然赢得关注。
而国内一些网红企业家，热衷的是挖空心思搞流量，为的是卖产品，变现，公关，却极少能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斯坦福大学
03好生态，就是尊重、信任与激励
斯坦福大学工程设计学院教授Barry Katz在为我们讲授《创新设计思维》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硅谷擅长激发创意而中国擅长执行落地？
他认为从地理条件看，硅谷在学术研究、企业研发到消费者之间的路径很短；从人文条件看，戴森（Dyson）创始人到硅谷时说，硅谷就像200年前工业革命的爆发地曼彻斯特，人人彼此都认识，随时可以找到他人，帮助解决问题，进行合作；从创业环境看，硅谷崇尚车库文化，崇尚无人指挥的自由与平等。
具体来说，硅谷创业生态系统有八大支柱：可及的市场，人力资本，资金&融资（全美风投资金的50%都投向这里），辅助系统，政府&监管，教育&培训，大学作为辅助剂，文化支持。
关于硅谷文化，黄仁勋不久前在一次对话中说：“当我创立英伟达时，只有29岁。那时，我去与律师事务所和风险投资公司打交道，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而感到不安。因为当时的大多数CEO都穿着西装，打扮为成功人士，说话像成年人，他们使用专业词汇，谈论商业之类的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硅谷的文化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年轻创业者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支持。现在，如果脸上没有青春痘，我认为你不值得拥有一家公司。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因为他们能够成就非凡。”
谷歌的一位产品总监告诉我们，谷歌充分信任员工，赋能他们自主权和决策权，避免过度精细化的管理；鼓励开放式沟通，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拥抱非传统思维，敢于挑战假设、质疑现状，快速行动，测试想法，并根据反馈调整。在谷歌，员工有20%的工作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这次碰到的好几个年轻人，都主动谈起他们除了完成谷歌工作外，还做了一些什么“副业”。
有的个人项目，谷歌还会给予资助，也有创业者选择将创业公司出售给谷歌。谷歌还给员工提供了难以想象的福利，比如，因为有免费美食，随时想吃就吃，很多新员工加入后体重会增加15磅，这被称为“Google 15”。
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和文化，硅谷成为年轻人热衷创业创新的“梦之地”。今天硅谷很多商业领袖都是移民，如纳德拉、皮查伊、马斯克、杨致远、黄仁勋、苏姿丰、袁征、谢青（飞塔信息）。他们并非天生如此，是硅谷让他们变得如此。
2020年，外卖网站DoorDash在纽交所上市时，创始人之一、1985年出生于南京、4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的华裔年轻企业家徐迅，把当年父母在美国打拼的经历写在了IOP招股书的开篇。他写道：DoorDash今天的存在，就是为了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让梦想成真。
我们在硅谷和西雅图的科技公司以及硅谷创投社交晚宴上，见到了许多和当年的徐迅一样，来自中国的充满梦想和奋斗精神的年轻人。一位在谷歌工作，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年轻人说，他所在的小组70%的人来自中国大陆，他认识Sora团队的人，至少4～5人来自中国。伯克利AI实验室的Pieter教授也和三个学生创立了一家AI公司，他们都来自中国。
中国并不缺少年轻有活力的人才，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硅谷，也在助力硅谷的发展和人类科技前沿的无边界探索。
科技高地、科创中心的形成，人才密度和人的能力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要长期吸引人才，激发人才，环境至关重要。环境在，人就在。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投资家，大学，公司，政府，社会组织……当这一切交融到一起，当企业家精神、人类意识、资本、开放与信任，极致地交汇起来，创新就会水落石出，并长盛不衰。
最终，你追求什么，就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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