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刘子，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边走边爱国
多年前，我做背包客，始于东部的上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至南海，北至锡林郭勒大草原、黑龙江大兴安岭。
后来又时常出差，至今还未去过的省份，只有寥寥数个。祖国之壮阔，人文地理之多样，令我心神荡漾。
我爱这辽阔又悬殊，美丽又沉重的祖国。我承认，我的“爱国”，是贴近地面的，说不上主义，谈不上高度；不来自主流媒体，也不来自示范基地，而是始于足下，带着泥土的气息——只是我想，一个不真正了解祖国的人，所谈的“爱国”难免陷于形式和盲目。
现今出国热潮持续，富人向往欧洲、美国，中产偏爱日本、澳洲，再下至家乡小镇上的大妈，交两三千团费，也能潇洒去趟泰国，念念不忘。人们越来越开朗、开放，这是一国繁盛的体现，是好事。可回头一看，自己国家还没去过几个地方，自己家人都还不熟悉。
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一万公里外的非洲天天有人饿死，人们往往无关痛痒，但隔壁家死了一条狗，便摇头叹息——不是说人们没有同情心，只是非洲太过陌生，而隔壁家的狗时常出现，多少还熟悉一些。
因此日本人、澳洲人、欧洲人、美国人再熟悉，也不会把你当真正的朋友，而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大地的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许多人却知之甚少，甚至充满疑虑与隔阂。
因此，当我打算前往西藏、新疆，许多亲戚朋友纷纷感到忧虑，“那边太乱，太苦，太危险，还是不要去”。这无疑是个“灯下黑”式的遗憾。
乡村之爱与哀愁
各异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塑造了东西南北不同的乡村之美。
东海之中，枸杞岛的渔村，渔业总体衰退，靠出海打渔谋生的人越来越少。“海上牧场”养殖业、旅游业却在提升，也有渔民牢牢守着自己的船，面朝大海只待扬帆。变化在自然而然中发生，这里依然保持着它自己的美，本地人、外来游客也享受着这份自然而然。
西北边陲，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族，阿尔泰山的蒙古族，忍受着长达半年的冰天雪地，多变而残酷的自然气候，远离城市与现代化生活，坚守着牛羊，每年转场数次，纵然艰苦，却感恩上苍与大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西藏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木高原，贫瘠而淳朴的藏族村落，以地里的青稞、草地上的牛羊为生，每家的围墙外铺满牛粪（作为主要燃料晾干），苍蝇纷飞，却有着虔诚的信仰和干净的灵魂。脸上纵然沟壑纵横，却洋溢着安详真诚的笑容，路上遇见，真诚地邀请你席地同坐，分享糌粑、奶茶。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西乌珠穆沁的牧民，天上白云，地上羊群，壮美辽阔，人烟稀少，凑桌麻将可能得骑马半天。我曾敲开一户陌生牧民的蒙古包，宝音一家待我如亲人，同吃同住，第二天附近的亲戚还都跑来看我。我给他们看北京天安门，尽管只有700多公里，一天的路程，但因为语言不通、文化习俗迥异，又或许困于牛羊，对他们来说，北京只能想象。
宝音的表弟巴特尔骑摩托带我到处晃悠，参加旗里的那达慕大会，但他骑不出草原——锡林郭勒草原20万平方公里，2个浙江省大小——草原上许多人终其一生，也走不出那茫茫草原。
故乡山川 + 乌苏里船歌李健 - 我是歌手第三季 总决赛
我们的乡村，正如迥异的自然环境，越远离城市，越融于自然，越充满多样的自然、民俗之美。也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
大体而言，中国东部乡村，多傍水而居，城镇化程度高，与城镇相融，工业化渗入其间，不乏家庭工厂，繁盛热闹，但多半环境恶化、民风退败；西部的乡村，多布于山谷绿洲，较远离城市，自然农牧，粗狂洒脱，但经济落后，生存环境依然艰苦，容易被时代的洪流抛下；中部的乡村，则多夹在两者之间，青壮年外出务工，徒留老幼，耕地退缩，既回不到过去，也找不到好的出路，左右为难。
再纵向看，越往南方的村庄，被现代化裹挟，在传统与现代商业文明间，人心躁动。到了广东南部，乡村与城镇逐渐融为一体，村民收入不错，一面投身发财大计，无所顾忌，一面本土意识、宗族观念强烈，面对寄身其间的庞大“北佬”，酿成不少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
而越往北去，仿佛渐冷的气候，乡村越安于环境。除了城乡结合部，城市与乡村越来越泾渭分明。到了东北黑龙江，地广人稀，村民越重家庭，安土重迁。该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自幽自默，心安理得，农牧、林业仍是地方重要经济支柱。村庄倒是人丁兴旺，社会发展却停滞不前。
城市与乡村，问题在哪里？
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同一档次的城市，颇为相似。差不多的CBD、新城区，差不多的高楼大厦、商场超市、娱乐场所，差不多的中山路、南京路、北京路，差不多的拥挤、行色匆匆的行人、忙碌的上班族，差不多的星巴克、肯德基、西餐馆、川菜馆、湘菜馆、沙县小吃……
天南海北的大小城市，围绕着“全球化”“工业化”“去农村化”三大主题，价值观、思想高度统一，标准化运作，逐渐把天赋不一、各自美丽的面孔整容成一个模子，终于像满大街的韩国标准化美女，初看很思密达，多看容易脸盲。
及至西藏、新疆、内蒙的偏僻小县城，有了国家的资金，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无论自然环境、本地市场、风土民情，也要先建起漂亮的办公楼、豪华的招商大酒店、大型的城市公园，繁华的步行街、城郊的工业园区，连满街的房地产广告也是不能少。
差不多的城市，导致差不多的问题。例如对“新”的痴迷，全国县及县以上，各类新区的数量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34亿——二胎已经不够用，全国人民还得再努力。而大大小小的事情，“产业方向、区域发展方向、投资方向、就业方向、补贴扶持与转移支付方向，都由政府说了算”。
因此城市问题主要在于，管城市的人太多，用力过猛，需要松绑。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很快，人民不介意它慢一点；我们的市长已经很累，企业不介意他轻松一点；城市的管理已经很交叉，市场不介意他们少管一点。
李总理也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把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都解开了，才能真正发挥13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大家都放松一点，也许对城市的发展更好一点。
与城市相反，乡村的问题在于“没人管”。
当然，这里的没人管是相对的。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必然关于三农，可一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不了4万多个乡、66万个行政村、261万个自然村的问题，一个“城镇化”、一个“新农村建设”，概述不了农村前途问题，一个农业部、271亿的财政支出（占34万亿总支出的0.08%）解决不了5.89亿农民的发展问题。甚至农业部三公预算1.1亿，也仅占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的1.87%。突出国外、管工业管城市管建设的部门还时常出国考察，落后别人的、管农业农村的部门是否可以多要点钱，多出去学习一下？
国家对三农倾注了较大力量，正确的扶贫导向、强大政府执行力下，绝对贫困已消除得所剩不多，农民因为自然灾害、疾病等原因“活不下去只好去死”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现今的农民已不再担心“活着”的问题。
到地方政府，开始打折扣。比如，罕有谁以“农业大市”为荣（农业难道可耻？），罕有主管农业的官员任职常委；你跟市长、县长谈工业、谈招商引资、谈房地产，大门敞开，你约他们谈农业农村发展，对不起，恐怕领导实在没有时间。
再到行政管理末端——乡镇政府，政府官员既不需要懂农业，又不需要靠农民吃饭（财政主要靠工业和上级拨款），既无关乌纱帽，又无关政绩、升迁，农业和农村工作就显得随意和乏力。比如，从分工上，农田、水利、畜牧、种植、新农村建设……往往由不同干部兼任，仿佛只是为了平衡官场。而真想做点事，既缺乏专业，又无财权、执法权，只能听天由命。
城市可以“标准化”、可以“拆——建”、可以举债、招商引资、抢钱抢人，乡村则不行！东部与西部的乡村，城郊与偏远的乡村，平原上与山区里的乡村，奔小康和求生存的乡村，有资源的和啥都没有的乡村……面临的问题都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复杂。
也许，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也可以改一改，能把城市发展起来不算真本事，真要有本事，把农村也发展起来！
为什么没有“乡村改革”？
历史证明，最适宜乡村的治理模式，也许还是“自治”。
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靠乡绅治理，“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会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则增幅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
乡绅、村“领导”，由民众公认、推举，权力的基础源于公众的承认和支持。一般由有资历、威望的人担任，而且“单靠财富本身也不能给人带来权力和威信”。此外，乡绅并非职业，“得不到直接的经济报酬，但由于为村里人办了事，他们也乐于享受声誉，接受一些礼物……他们在村里所处的领导地位也有助于他们保持特权的工作，如当教师，当丝厂厂长等”。
譬如我的小外公（外公的弟弟），就曾是村里的干部。他写得一手好字，掌管村委会账目，温文尔雅，颇有威望。逢年过节，由他主持宗族祭祀活动，乡邻们也常来求对联，村民之间有矛盾找他做中间人，有什么诉求也会向他反映。后来年纪偏大，乡政府要他让位给年轻人，被罢了“官”，不几年患病去世。村庄失了凝聚力，逐渐衰败，现在要凑一桌麻将都困难，也许过不了多少年，那个“李家村”就将消失在地图上。
他要是还活着，年纪跟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乡镇企业家类似——他们是最后一批“乡绅”集体，有能力，有闯劲，肯担当，带领村民致富，受到村民们的拥护，既是乡村的“领导”，也是意见领袖、精神领袖。只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风光不再，加上新经济和新思想的冲击，他们已整体退出历史舞台。
乡绅阶层的权力真正源自人民，所获得的，除了声誉，也需要从带领乡村发展中才能获得实际利益。他们源于百姓，又服务、带领百姓，才能成为衔接政府和村民的枢纽。
诚然，现今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制度也是自治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民主自治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村民直选村主任。实际操作过程中，权力往往掌握在村支书手中，而村支书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甚至直接兼任村主任。
选举过程也不甚如意，前些年，“由于乡村深厚的宗族意识（很多村民根本不顾实情，先投本家人一票再说）和小农阶级的局限性（一桌酒席换几张选票，直选成了村里有钱人的金钱游戏，选举还未开始，村里东头西头就先吃上喝上了），直选搞得一塌糊涂，糟不可言，丑闻百出。最后选上的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着毫不利村专门害人的精神，把村里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接下来便是群众上访，结果乡镇党委政府表态，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人，我们拿不下来。”
因此，以往选出来的许多村干部，往往是有势力甚至欺压百姓、涉黑的，选上了也加紧贪腐。近些年政府监管加强，已经好了很多，但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难以迅速扭转。同时，村委会的主要工作也逐渐简化为完成上级指派工作，及维持村委会基本运转，导致“干部干，农民看”，也就在所难免。
一般来说，只要村干部不犯错不出事，就能持续干到退休。真要让他们带领村民改变现状、求发展，困于资源、能力、立场等，实在是强人所难。
我老家所在的村是典型的中不溜秋，地处中部省份，既不大也不小，离县城既不远也不近，既不富裕也不至于很穷。
我们村现有村干部5人，现任村支书由上级委任，已连任3届。五年一届的村主任选举，也已成为一个形式。不知道谁提议，原来的村会计在村里干了几十年，快退休了，就选他当村主任，解决下人家的养老问题——村支书、村长拿的是国家工资，年收入2-3万，由国家交社保。
地方经济落后，村里没什么“油水”，大家对谁当村主任，兴趣不大。加上村民选举意识本来就欠缺，又随着国家取消各种农业税，除了建房，平时基本不需要跟政府、村干部打交道，因此对选举更加漠不关心。选票发到各个自然村，村会计村民们都认得，心中有数，懒得去领，“你选谁我就选谁”，有人不会写字，“你帮我代签就行了”。
还不如学校选班干部，起码得上台演讲、集中投票、公开唱票，热热闹闹。“你当爹，我当妈，他当儿子，就这么定了”，原本神圣的乡村选举，也就成了孩子们的过家家。
虽是自治，在村民眼中，村支书、村长已经是“官”，吃的是“公粮”，完成的是上级交代的任务，代表的是政府，与乡村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无关”。反之，在地方政府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把权利赋予广大农民，你们不好好用，还玩“过家家”，这个我也没办法；再说，我一不要你纳税，二不靠你吃饭，“闹事”倒越来越在行，大家最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多开心。
结果，当前乡村，自治不像自治，行政管理不像行政管理，呈现各自求生、放任自流的状态。
如笔者在《乡下集市的春天》所析，千百年来，广大农业人口第一次真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迸发出强大的生产力解放，但是除了外出务工贡献廉价劳动，并无可释放的途径。而当前的乡村治理体制，从投入、重视程度、管理水平、人才建设、专业能力……等各方面，一直停滞，已难以适应。因此，迅速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当前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
当我们谈改革，总热衷于“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时髦话题，却罕有人关注到乡村治理更亟需改革。
上一次乡村改革是1978年，小岗村人签订“生死契约”，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解放了十亿农民的积极性，整个社会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经过40年的发展，5.8亿农民已经整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需要又一次改革的引导。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但是中国人口的质量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这样的改革一旦成功，将激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将进入到怎样的一个层次，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
那么，这次改革谁来推动？
为什么不组织起来？
乡村自治，不能坐等改革，也需要自发的组织、探索。
发达国家都实施“农业保护主义”，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地方上的各种农业协会也往往联合起来，争取、维护自身利益。
譬如，日本的农民就是一个相当抱团的团体，拥有高度组织性，由全国和地方日本农业协同工会统一发声。农业协会最重要的诉求是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为了自己的选票，日本政府往往只能照单全收。
农业协会由于站在农民立场，获得农民巨大支持，因此“对下”也有组织力、推动力。譬如，日本著名的宫崎“太陽のたなご”（太阳蛋）品牌芒果的诞生，就源于当地农民组织的成功运作。
宫崎原本不产芒果。1984年，当地果树技术会会员在前往冲绳取经蜜橘的过程中，吃到冲绳的芒果，念念不忘，于是决定培育。试种过程中，问题不断，但在几家农家的坚持与不断改良下，花了十年时间，才诞生这一高档品牌。
诞生艰难，维护更难。当地农协会对“太阳蛋”严格控制，数量、大小、色泽、香甜度，只有达到标准的才能冠以品牌名出售，以保证每一个芒果都毫无瑕疵。
此外，统一包装、营销、推广也是重点。今年春季的拍卖会上，两只一公斤重的“太阳蛋”芒果拍到50万日元（人民币3.16万）的天价。而拍下芒果的人表示，他之所以以这么高的价格买下这两颗芒果，意在表达对果农的致敬。
事实上，在我国的部分地方，亦不乏政府组织、整合一些区域农产品品牌，并在CCTV“精准扶贫”上进行推广，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多是临时的“任务”性质，效果难以持续。
中国的乡村太广袤，像老班章普洱茶、西湖龙井茶、赣南脐橙、阿克苏糖心苹果这样真正有天赋、有市场号召力的农产品品类还太少，而且也往往是区域内茶农、果农各自为战，离协作、离真正的品牌还太远。更遑论大多数乡村并没有这样的自然禀赋。
经过多年耕耘，农业硬件已得到巨大改善，北方早已机械化作业，南方也在加紧园田化，乡村规模化生产、职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趋势。硬件改良后，“软件”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观念、技术、组织、差异化、品牌、分工、协同、销售、推广……这一系列软件，亟待提升。
而这些改变，靠政府来组织，无疑还是看天吃饭，毕竟政府不能代农民种地、做决策、干销售，最根本的，还得靠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放学习，找出路，尊重市场，尊重技术，艰苦奋斗，二次“创业”！
而政府要做的，是改革体制、加大扶持、因地施政，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问题。社会要做的，是媒体多关注积极的方面，去报道、扶持优质的农产品，而不是成天贬低国内农产品、渲染食品危机、制造人为恐慌；是大学、研究机构走上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去发掘、培育本地的土地可能性，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是金融机构将目光从烟花乱放的空中转移到扎实稳健的土地，增加对农业投入产出速率较慢的容忍度，甚至出现一家格莱珉“穷人”银行式的乡村银行……
只有当管理者、社会各界和农民站在一起，一起唱响这支美丽深沉的乡村之歌，这个时代才不会撕裂，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才会真正值得我们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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