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甲子光年，作者杨逍、闲都，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个月前，没人会想到，2020年的春节假期将如此漫长。
疫情爆发至今，复工时间从1月31日推迟到2月3日，再到2月10日，上海等城市更是将复工时间调整至2月17日，也就是今天。
即使在复工时间没有明确大幅推迟的城市，许多企业或是出于安全考虑，或是由于员工所在社区的严格管理政策导致的出入不便，也不得不将复工时间推迟。
普通民众的心情早已从第一次接到复工延迟通知时的“欣慰”变为为生计和工作而发愁；企业主，尤其是中小企业主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面对不间断的开支和停滞的业务心力交瘁。
按理说，今天，作为全国各地全面复工的日期，应该是危机中煎熬企业缓口气的机会。
而今早，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却仍不见正常情况下的繁忙早高峰，因为近一周以来，不少企业，尤其是资源一般、实力一般的中小企业都卡在了一个关口上：
各地不尽相同的复工政策。
这是一场对中国基层执政心态和真实效率的考验，可惜，从层层加码之下困难重重的复工路来看，答案并不令人满意。
1.上面“严格制止”，下面层层加码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在2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表示，将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
会上，发改委一并提出疫情防控当下，要同时抓“两条线”——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的“抗击疫情前线”，和为其提供“武器”和“弹药”的“经济发展前线”，政府应创造条件，推动企业有序复工。
被按下暂停键过久的中国经济，亟需从足不出户、门店关闭、工厂停产、产业上下游停工的停滞状态翻身，重归经济发展、建设的正常状态。
然而，真到了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过程，为做好防控工作，政策却层层加码，导致企业复工困难重重。
首先，各地章程所需复工审核材料众多，企业审核困难。
国务院文件发布后，各城市纷纷出复工细则，主要包括疫情防控方案、复工复业方案、医疗防护设置准备、内部管理防控等。
疫情防控物资上，从测量体温工具到消杀用品的防疫物资储存，皆需审批通过；员工出行情况排查，身体状态、出行轨迹、假期期间是否与发热病人接触等情况必须一一记录；内部管理防控上，体温检测、日常消毒、分散就餐等需提前安排。
某宁波市科技企业的人事总监告诉「甲子光年」，光准备这些材料，公司就花了1~2周时间。
其次，审核标准常常更新，出现海量文件反复填写的情况。
这是因为审核表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往往对疫情防控有自己的审批要求且内容交错。
如绍兴日报的文章《复工审批表也应“最多填一次”》中就提到，一位企业办公室工作人员仅就相关部门的应急方案就填写了3份材料。
一家上海自动驾驶公司的行政负责人则告诉「甲子光年」，2月7日时他们提交了2月10日的复工申请，但区里加大防控力度，只得递交补充材料，重新申请2月17日的复工，幸运的是，这一次该公司顺利通过了审批，部分同事已于今天（2月17日）前往公司上班。
流程复杂，客观上也导致基层政府无法满足众多企业的需求，复工审核通过率低。
一家深圳市智能硬件企业的员工告诉「甲子光年」，光是管辖南山科技园的粤海街道办，每天就有500多家企业在排队申请复工。而整个粤海街道需要申请复工的企业则超过7000个。
而2月10日，国务院规定的复工首日，有“中国硅谷”之称的深圳南山科技园，350家企业里只有6家开工企业，开工率仅为2%。
据媒体报道，杭州近日也出现复工审核难的问题，截止2月10日，全市有近3万家企业提出复工申请，而通过申请的企业仅542家。
企业复工审核严，员工返程也并不简单。
面对大批人员返回工作地的压力，为更好进行防疫工作，各城市皆推出相关规定。
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外来人员返回后皆需自行隔离或集中隔离14天方可到岗。
在上海市嘉定区，企业每天都要向管委会和公司所在园区提交当天返程人员的信息，以确保员工可以准时复工。
苏州则规定，外地人2月10日之后方可进入苏州，且（不包括湖北、温州等重疫区），这意味着，事实上的复工日期要推迟到2月24日。
在杭州，返杭人员需要有杭州健康通行码及复工证明。复工证明需公司公章，而杭州部分园区目前禁止上班、禁止进入，这又导致企业无法拿到公司公章，要自救的企业发现自己被架上了一个荒谬的哲学悖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即使幸运通过了复工审核和进城审核，之后还有“复工后管理”。
各地的复工后管理细则也十分繁琐，如每日两次的测温制度；提倡分餐制，员工就餐时距离应保持在80厘米以上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规定本身就对物资紧缺、场地有限的企业提出了挑战。
连云港政府更是想出奇招，在满足复工的审核条件后，企业和个人需向防控办缴纳保证金：
企业需上交10万元保证金，此外，车间主任保证金5万元，班组长保证金2万元，职工个人保证金则为2个月工资。
而发现一起未带口罩事件，则个人扣1000元，企业扣1万元。
保证金引起大众关注后，连云港经济开发区发公告声明，称保证金制度仅在试运行阶段。到14日晚，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正式决定取消企业复产保证金制度，前期收的企业保证金已全部退还。
虽然及时撤回，但该政策最初的出台已是匪夷所思——不仅没有雪中送炭，反而雪上加霜。
2.最惨的还是中小企业
而如今受“霜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中小企业——因为自身阶段相对早期，实力有限，他们更难达到复工的严格要求。
这种现象在「甲子光年」持续关注的科技企业中也普遍存在，初创科技企业在防控物资和政府关系上相对外企和国企都处于劣势。
最直接和紧急的不足是防疫物资准备。
各地政府提均对企业复工的防疫物资提出了要求，如需购买口罩、酒精、消毒水和红外体温探测仪等设施。
部分地区还对防控物资的数量有明确的要求，如合肥要求购置配备不少于一周的消毒液、口罩及红外体温探测仪等疫情防控物资；南京浦口区强调了物资储备不少于5日使用量，必须保证每名职工每天至少配发1只防护口罩。
其中，最令人头疼的，是口罩。虽然大多口罩工厂已紧急复工，但目前国内生产的口罩统一归国家卫生部门调度，中小企业购买口罩困难。
一位上海市自动驾驶公司的人力总监直言：“目前口罩资源非常紧缺，采购口罩全靠个人各显神通。”
关于口罩紧缺程度，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企业复工准备了口罩，反而差点被地方政府征用充公。
另一个劣势是政府关系。
由于不少地方的复工政策涉及现场审批，而基层人员精力又有限，这就不可避免地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哪怕审核材料提交成功，中小企业仍将面对各城市的“分层分批办，优先大企业”的审核“歧视”。
如2月10日，杭州市部分小企业就遇到了申请难的问题。此前，杭州市通过两个线上平台办理复工，但这两个平台均不受理规模在100人以下的企业申请。
一家位于上海嘉定区的科技企业CEO也告诉「甲子光年」，上海市政府虽发布了在线复工申请界面，但是光走在线流程没用，因为嘉定区又出台了自己的政策，需提交加盖公章的纸质报备材料。
据这家公司CEO介绍，他们上周一（2月10日）已向嘉定区递交了复工申请资料，包括《复工备案表》《复工员工信息情况表》《复工承诺书》《复工工作方案》和《疫情防控方案》等，但此后并无下文，原定于2月17日（今日）复工的计划不得不继续推迟。
而同一园区内，已有一家国企和一家大型外企在上周复工。
先与后的差别，在紧急时刻就意味着生与死。不少企业在2月17日的复工设想已打了水漂，而其中的有些企业，已无力、无钱再等——他们就像医疗资源透支的武汉城内，有症状却难以就医的病患，再停下去只有死。
3.说好的高效？
和上一场非典疫情发生的2003年相比，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的社会环境已有较大改善，移动互联网为在线执政和在线办公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然而，更高的数字化程度、更多的技术加持，却并没有显著解决基层行政效率的问题。
即使在近年来，以“智慧城市”、“数字政府”而闻名的杭州，审批系统和流程也十分复杂，甚至被公司形容为“混乱”。
一家杭州市科技企业的人力总监告诉「甲子光年」：“杭州市的审批系统都崩溃了，一会儿换一个平台。”
部分企业在钉钉上提交相关资料后，等了2天仍没有相关消息；紧接着，杭州市开辟新平台，企业重新提交相关资料；但不久后，这个平台系统崩溃，有关部门表示，将再换一个平台进行审批。
技术改进并未带来想象中的效率提升，因为关键的症结并不在行政技术，而在执政心态和思路。
在疫情的防控要求之下，基层政府面对防控的死要求难免动作变形，抓紧急、抓局部，这种固化的治理思维，导致大数据、互联网未发挥其应有功效。
在这次疫情防控大考上，行政审批过程中，政府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复，且各部门之间掌握的信息碎片化、孤岛化，信息在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流动受阻，导致企业的申请重复修改。
更深层的原因是基层政府权、责、利不匹配。
疫情出了事，“锅”是明确、短期的，于是大家避之而不及；而经济战线的问题则有隐秘性和长期性。且疫情防控上有上级政府的严格要求，下有汹涌的民情裹挟，两边难做人的基层行政部门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做实质性的改善。
而进入复工环节内实实在在的细节，则还有一种人性和文化层面的“加码”：即突然降临的权力会改变人的行为模式。这在关系型社会特征明显的中国十分突出——少部分基层办事人员，一旦戴上红袖章，拿起测温枪，就显现出了“大义凛然”、趾高气昂的气势，这进一步带来了效率的损耗。
但文化和民情，难以短时间改变。
当务之急，还是政府要从顶层设计上快速扭转如今针对复工和经济建设的治理风格，感染是人命，失业和企业破产同样关系着千千万万家庭的生计。
诚如发改委在2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疫情防控线和经济建设线，两条线要同时抓。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定调，省级、市级政府决策层的果断行动都尤为关键：
相关政策可否尽量指定唯一负责部门，统一出口？
实施细则是否能尽快到位并统一发布？
城市人流信息、交通信息、各主要办公区域的复工信息能否透明公开，与企业同步进度？
关于地方政府人员流动限制政策的制定原则和管理范围，中央是否可出台权威文件以防止地方滥权？
目前的问题出在基层，但短期内解决要靠顶层，如上文所说，层层加码的基层政府有自己的无奈，没动力、没权力做实际改善。
一个好苗头是，一些湖北以外，疫情相对不严重的省份已做出了政策调整：
如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问题，提出将会商铁路部门，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
江西省也已发布了第4号公告，规定省内各地区之间全面取消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的疫情防控检疫点或检测站，并严禁各地拦截劝返来自非严重疫区的车辆。
昨夜（2月16日），江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又发布第14号令，要求将复工复产改为报备制，返岗员工无需提供健康证明；除来自湖北等重疫区人员外，对其他地区的务工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健康监测后，一律取消隔离要求。
宁波也在同一天推出促进复工的政策，包括集中返岗——鼓励市人力资源机构联动外地相关机构，按镇乡（街道）“打包”组合包车接送外地员工，对接送中产生的包车费用给予50%的补助；同时对前往宁波的外来员工进行交通补助，补助力度也高达50%。
这些陆续出台的促进复工的政策的具体落地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回到我们最关注的科技产业。经此一“疫”，更深层的“智慧政府”或将提上日程，这有利于新技术和新厂商在智慧政务领域的中长期发展。
但这场更漫长的改革如今天的“战疫”一样也是一个“双线工程”，数据能力、AIoT等技术的应用都非常重要，更难也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庞大国度的行政运作体系。科技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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