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雷科技，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在2月23日，武汉市政府发布了一则通知：为了更好地实现防控资源的调配，将推行“健康码”实名认证管理。

“健康码实名认证”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在防疫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小雷将会为您一一解答。

“健康码”的发家史

作为一个提出仅半个月的概念，“健康码”成为了近日各地政府的“热词”。

2月9日，杭州政府宣布，将推出新的数字化防疫措施，而支付宝“健康码”就是措施之一。短短两天，“健康码”就已经在杭州得到了全面推广。

而在一周之后的2月19日，浙江、四川、海南三省相继宣布，将在全省范围陆续覆盖“健康码”。而截止到目前，上海、安徽、云南、山东等地也相继上马相关项目，已有上百座城市通过“健康码”进行数字化防控疫情管理。

而在“健康码”热潮中，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又成为了维持公共秩序的重要核心。

据支付宝自己介绍，“健康码”的灵感来源于地铁上的“人肉测温”，开发团队在大年初四开工，初七就拿出了第一个demo“健康打卡产品”。

而到了2月5号，经过多次功能探讨，第一版“健康码”正式诞生，每半小时迭代优化一次。7号，H5版本发布，9号，“健康码”在支付宝正式上线。

在“健康码”功能里，用户只要勾选当前城市、是否为密切接触者等选项，然后提交，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健康码”，整个过程只需要数分钟。

而“健康码”的分类也很简单，它分为绿、黄、红三种颜色，并且可以动态转换：

绿码：市内亮码通行；

黄码：实施7天内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超过7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

红码：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将转为绿码。

而与此同时，腾讯也做出了微信版本的“健康码小程序”，目前得到了上百家城市的采用。

“健康码”背后的政务推手

如果说，支付宝和阿里的产品经理+开发团队，是产品如此快速落地的原因的话，那么“健康码”能快速推进至全国，离不开政府的通力合作。

作为以“互联网创业”为重点发展方向的杭州，阿里巴巴是绝对的中心。

对于杭州市政府来说，阿里巴巴带来了丰富的资金和就业：仅在2019年，阿里巴巴就纳税516亿，带动纳税超过2500亿，并且创造了4200万个就业机会。

而除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之外，阿里的存在还给政府带来了一样礼物“优化管理”。

2016年，阿里云与杭州市合作发布首个城市大脑，打造城市智能中枢。而在几年之内，城市大脑已经在苏州、通州、澳门、吉隆坡等境内外十几个城市先后落地。2017年8月，杭州市政府和蚂蚁金服合作推出了“信用住房”。

同时，杭州方面也在积极地给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厂商创造条件：2019年9月，杭州市发布“新制造业计划”。杭州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吉利、娃哈哈等上百家重点企业担任政府事务代表。

健康码的迅速推出，背后自然也离不开杭州市政府。

腾讯“健康码”的推出也是同理，数天之内就拿到了广州市政府“穗康”认证，而其他重点城市的支持也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

而有了当地政府的背书，那么“健康码”和医疗系统的打通就顺理成章了。

2月21日，“健康码”正式关联杭州电子社保卡和健康卡。支付宝介绍，通过“我的健康”，可以直接实现挂号、取号、就诊、取药、电子发票等医院就诊和医保支付应用。

不仅如此，“健康码”也将支持网上签约、预约、互联网诊疗、报告查询等各类医疗查询，并且通行申报也可以通过“健康码”来进行。

“健康码”的不和谐音

不过，在看似美好的“健康码”下，也有着不和谐的声音。

2月16日，浙江市政府宣布，已发放700多万健康码，而“红码”达到了三十余万。

众多的“红码”不仅对社区造成了负担，不少市民也纷纷质疑。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已经有3万人申诉“红码”问题，其中质疑声最重的，就是健康码“变色”的黑箱机制。

根据支付宝的说明，健康码的“红黄绿”是根据大数据综合判断。尽管有人推断，是根据人口管理系统+运营商定位，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细则。

在2月13日，浙江在全省各地推广“健康码”的过程中曾表示，各地市可在省里规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关于健康码的管理机制和配套制度，也只是表示“即将出台”。

但管理机制还没出台，民众的“投诉信”就已经弥漫在了互联网之上：湖北的疫情重灾区“绿码”繁多，但杭州本地的居家市民却“一夜变色”，还有部分省外复工的亲戚，显示的却是“绿码”。

尽管杭州市后来补充，绿码的评判来源于空间（社区街道）、时间（外出次数和长短）以及人际关系。但也承认，目前“健康码”的信息分散、对于重复填写的人无法进行准确的筛选。

支付宝官方也表示，“绿码”并非身体健康的唯一证明，也并非一张“肆意的通行证”，在重要进出关卡还是需要配合测试体温或者出示证件等相关流程。

总结

“健康码”的快速兴起，本质上是简单技术+大平台+强力推动的组合。

其实，健康码所描绘的“大数据”和准确匹配，都是阿里和腾讯非常擅长的领域，技术难度不高。

而当地政府和他们合作，无疑也是看中了他们的庞大用户数据。

但在“健康码”推进的过程中，由于人口流动的动态性，以及信息填写的门槛之低，拉高了“健康码”的信噪比。个人终端和自我汇报是否可靠，是值得商榷的。

就算是采用了运营商申报制度，粗暴的“红黄绿”显示很难反映该地区的准确疫情变化。绿色的出门照样要登记，而被“误伤”为红色的连出门的机会都没有。

小雷并非是在指责“健康码”的初衷不好，而是在“健康码”的迅速推广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味道：不保证准确性，只是十分粗糙的数据匹配之下，便开始进行推广。

而将这种尚待打磨的系统和医疗绑定，更是一把双刃剑。万一“红码”被常态化，那么某一地区的人是不是就诊都会受到“特殊待遇”呢？

尽管现在，杭州已出现虚假信息填写者惩罚案例，并且纳入失信体系，但上万市民的申诉信表示，信息的准确化还做得远远不够。

有时，互联网企业和政务“联姻”，能带来更快捷、透明、开放的体验。

但是，“互联网基因”也带来了隐患。例如P2P暴雷事件，作为互联网金融重镇的杭州，甚至还要租借体育馆进行受害者申诉。充分说明在至关重要的决策之下，“互联网＋”并不是一味万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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