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城市进化论（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张文宏去无锡了，无锡市政府奖励了他个人一套湖墅+1200万现金，另加5000万研究资金。”前两天，一则未经确认的消息，登时引爆微博。
随后有媒体报道，这笔奖金实际为1000万元项目支持经费，“其中10%用于团队成员补助”。张文宏本人也亲自下场回应：“老新闻了。”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不过，八位数的金额，不仅为城市“抢人大战”定下新门槛，更足够让无锡“太湖人才计划”出圈。
更重要的是，这则一个月前的“老新闻”，对于眼下的无锡来说，格外应景。
上周，无锡对外发布“太湖湾科创带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科创带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力争翻两番达4000家、努力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平台、且每年将安排不少于1亿元专项资金攻克“卡脖子”技术。在外界看来，无锡将以科创再定义“太湖”。
太湖湾科创带示意图 图片来源：无锡日报
巧的是，无锡东侧的苏州，围绕坐落于太湖边的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也规划了面积达10平方公里的“太湖科学城”。而就在2个月前，苏州召开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大会，期望推进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谋求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智造”转变。
苏南城市的科创深度竞争即将展开。而面对坊间有关苏南“掉队”的质疑，期望充当C位的无锡，能否为一度全国突出的“苏南模式”扳回一城？
掉队？
上一次无锡因太湖进入全国视野，还是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
对此，《决策》杂志有一段反差感极强的描写：
就在一年前的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前脚刚把全国仅6席的“首批国家生态城市”称号中4个颁给苏州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无锡的江阴，后脚泛滥的“太湖蓝藻”就无情“打脸”：苏南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后遗症已经十分严重。
这与外界对“苏南模式”的矛盾印象恰好吻合。
图片来源：无锡日报
1983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书中提出“苏南模式”。当时，全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的探索期，苏南三市创新选择了集体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杀出一条村镇“农转工”、就地城镇化的“血路”。此后，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乡镇企业遭受重创，苏南再次借助浦东发展的机遇转向外向型经济。
两次转型奠定了“苏南模式”的基础——
一方面，到2003年，苏锡常三市全部县级单位进入全国百强县名单。直到去年，昆山和江阴仍稳居前二位置。
另一方面，集中于低端制造的产业结构不断固化。2007年数据显示，苏南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超过60%的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率高达70%左右。
“苏南模式”的时代局限性亦加速显现。
从GDP上看，自“太湖蓝藻”事件后，无锡GDP排名从当年全国第9位一度下滑至第14位，GDP名义增速甚至数年趋近于0。与此类似，苏州和常州的排名均有不同程度下滑，苏州更是从2004年全国第4位接连被深圳、天津、重庆超越，近年来稳定在第7位的位置——有关苏南“掉队”的担忧也浮出水面。
一方面，苏南城市开始反思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劣势，期望补足科创短板，掀起科技城等创新载体的建设浪潮；另一方面，传统“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却阻碍了产业升级进程。
在讨论“江苏为什么没有BAT”时，有分析指出，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定义了“苏南模式”的基本框架——生产工业“中间品”而非“成品”，倾向于重资产，“制造业发达而服务业偏弱”。在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江苏上榜近90家企业，大部分来自包括建筑、冶金、装备制造、化工等在内的传统制造业。
这种“偏科”问题，也影响到苏南城市新一轮产业布局。
以无锡集成电路产业为例。2018 年，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总额达到 1014.05 亿元，成为全国除上海以外第二个超千亿元地区，但相较发达的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处于上游的芯片设计产业还处于“规模小、较为分散”的状态。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履新不久的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就曾强调，尽管江苏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在国内实力较强，但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仍是江苏的“短板”，高速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够充分。
追击
苏中、苏北，则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
一般而言，产业升级总伴随着企业外迁和再定位。但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张为付等人分析发现：
就江苏省内部来看，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从外部来看，江苏省产业空间延展性不足。内外双重压迫下，江苏省产业链的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双向受阻。
省内问题突出体现在苏南、苏北之间合作机制的缺失。
其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实际上已经形成“轻、重、农”的区域分工格局，历史原因加之与长三角核心地区的地理关系，导致三个区域产业的明显差异。
直到如今，三大区域的产业梯度仍存在未进行密切协作以及合理适时产业转移的问题，产业发展较为独立，产业互补性较弱，产业链梯度不足。
“外联强、内联弱”的交通格局，加剧了区域间“割裂”状态。
去年底，徐宿淮盐高铁开通，宿迁、淮安两座苏北城市有了经徐州通往北京的高铁线路，但还需要再等4年时间，直达省会南京的高铁才能开通。与苏南密集的高铁班列相比，苏北仍处于高铁网补短板阶段。
徐宿淮盐高铁示意图 图片来源：江苏1号
整体商业环境的差异，进一步阻碍了苏南企业向北转移步伐。2002年江苏省内开展南北产业转移工作后，曾有报道提到这样一个细节：
一位将公司搬到苏北的企业家说，他们要采购200台电脑和传真机，跑遍县城只买到两台，到市里也寥寥无几，只好回苏南配全了拉过去。他认为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苏北服务业跟不上，二是当地的商业意识不强。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局面正在出现变化。
这两年，一度被排除在“苏南”行列的南通频获利好——先是南通新机场规划被列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被外界认为将充当上海“第三机场”的角色；而后，“大通州湾”有了新的进展，打造“世界级大港”的雄心呼之欲出。
不久前开通运营的沪苏通铁路，终结了上海与南通之间不通铁路的历史，提上议事日程的苏嘉甬铁路，还将进一步开辟其通往浙江的线路。
盐城的步子也比以往迈得更大。其提出一个“环黄海生态经济圈”构想，希望与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甚至朝韩沿海城市共同“建群”。
苏中、苏北城市的加速“崛起”，为苏南城市提供了加深合作的好时机。
长三角地区轨道交通网规划示意图 图片来源：《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
在短短半年内，苏州、无锡、常州相继将视线投向北侧，从被动转移走向主动合作。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先后与南通、宿迁等城市“牵手”，无锡也与南通有了亲密接触，常州更提出与泰州一道，纵向划定江苏新的“中轴”。
转型
可以预见的是，“苏南模式”已被关注多年的“第三次转型”，在今天迎来了一个绝佳时机。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已造成苏南三市的发展瓶颈。作为苏南对外“门户”，苏州自2014年就进入外资利用“下降通道”，在外界看来，这种趋势有进一步恶化风险。
在张为付等人看来，基于比较优势法，一种合理猜测是，在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将逐渐从苏南向苏中、苏北转移。
苏南、苏北的要素变化情况，进一步印证这一趋势。
有统计发现，若考察江苏各个地级市2009年至2019年GDP、一般预算收入、资本总量、小学生人数等指标增幅，宿迁摘得“增长冠军”；不仅如此，苏北总体增长高过苏南和苏中地区。换句话说，江苏省内的区域发展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而在小学生人数指标上，徐州、宿迁等苏北城市小学生人数10年间分别增长82.%和53.8%，在江苏省内分别位居第2、第4位。这意味着，苏北城市对迎接产业进一步转移，将可能有更多人才储备。
苏北、苏中城市的“追击”，对苏南城市来说，既是发展动力，也是重构产业优势的基础。
今年初，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就曾提出，苏州要“东看上海、西看南京、南看深圳、北看南通”，南通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苏州发展的“标杆”。
而在上月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长三角被赋予新的目标，即“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
面对更高要求，提升城市科创能力的部署正在各地推进。一个例子是，6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对外传出消息，明确将向着转设为“无锡学院”这一目标迈进，并将有望进一步向无锡大学转设迈进。
而对于素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江苏城市，要保持“苏南模式”的全国突出，还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以 “一盘棋”格局来重新谋划。如张为付等人所说，每个省份如同缩小版的中国，只有在内外循环双重驱动下，省内经济才能强劲有力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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