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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 qspyq2015），作者过蝈8433，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苏州市近日发布了《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意见》里有两点，引起媒体哗然，被很多媒体理解成“抢人大战”再升级：
1、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
2、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累互认。探索苏州与无锡、常州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积累互认。
对于上述两点，笔者的理解是——此次《意见》的出台，一方面体现了苏州对人才红利的渴望，而另一方面一场户籍改革的新探索也正在实行。
关键词一：人才红利
关键词二：户籍改革
积分积分！为什么说这是一场人才红利的渴望？
因为，无论租房落户、还是省内积分互认，二者的前提是要在积分落户的基础之上。在这里，积分才是重点。租房落户挂靠的依旧是集体户口，要落户在租住地点得房东同意，现实里没有哪个房东会同意吧，公共户口权益有限。每一个公共户口，最终还是要通过积分努力转为独立户口的。
但在积分这件事情上，这次的《意见》并没有松动。按照苏州积分办的说法，2019年最低的落户分值大概是730～740分左右。在积分的计算权重上，还是按照学历、技能资质来给于较高的权重。年纪轻轻、本科以上、具有一定职称高技能人士依旧是城市最欢迎的人才。以前最简单粗暴的“买房落户”，苏州对此进行了微妙的细调，房子的面积和积分分数相关。
不仅是苏州，现在只要年纪轻轻，本科以上，有一定职业技能，就是各大一二线城市你抢我夺的对象。我们的城市化，正在经历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过程中。对人才的求贤若渴，只是苏州体现得更为紧迫罢了。
对人才红利的渴望
在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各地城市对人才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渴望。
根据澎湃新闻近期发布的信息，苏州市人口普查摸底工作共登记1438万人，户籍人口745万人。2019年苏州增量人口仅为2.83万，而隔壁杭州则超过55万！苏州在2017年后的各地“抢人大战”中，动作有点晚了。
作为地级市，千万级的人口存量已经非常庞大了。但苏州的人口结构有个问题，就是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足。据苏州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数据，苏州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53.2万人，只占总人口的7.61%。对比周边的明星城市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的城市能级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决定其对人才的吸引还是有限。
比起“租房落户”，笔者认为“积分互认”的创新更重要。
之前我们很多城市在“抢人”问题上，还是处在“增量”的思维，好像来了很多人，来了很多高学历拥有者，就能拉动消费，拉动经济，GDP就会上去。我们各地政府对人才的渴望，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各类上演的“抢人大战”，各类趋同性的政策，不仅失去了吸引人才的比较优势，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比如，在2017～2018年间成功“抢人”的城市房价暴涨，不仅抵消了房产调控的效果，也在未来成为阻挡人才流入的门槛。以西安举例，2018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量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而西安的房价从2016年2月开始连续暴涨。
再比如，需要的人才抢不来，抢来的人才也留不住，一些地方出现“二线城市留不住985大学生”的尴尬。网上就有“在北京学‘人脸识别’，回不了地方老家”的段子，因为有些行业、工种只在特定城市聚集。根据《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称，985大学毕业生流向区域人数比例最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针对上述的副作用，“积分互认”则提供了一个缓冲弹性的自由地带，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让城市与企业，和人才之间有更好的流动和匹配。
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
比“人才红利”更深层次的则是一场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创新，这比“抢人”的立意要高远得多。
早在今年5月18日公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又再次吹响户籍改革的号角：在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提出了“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之外，还提到了“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此次苏州出台的政策是对此的响应。而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内容。
我们的户籍制度，源于城乡二元制度。1958年，中国明确将居民分为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实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该制度一直备受诟病与争议。2019年1月1日越南的户籍制度正式废除。身份证和护照作为9500万越南公民身份证的两个象征。在越南废除户籍制度后，全世界有户籍制度的国家仅剩贝宁、朝鲜和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放开，是全球性的趋势和共识。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业户口。城市化的发展迈向新的格局，要从土地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的历程。
又由于近年来，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下，大都市圈的重要性在日益上升，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尤其在长三角，伴随高铁里程的明显增长，城市已经进入网络化阶段，对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集聚、扩散会更加高速与高效。构建大都市圈，更高效地实现人口流动，需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
就在两个月前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年会上，“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一鸣指出——在“双循环”的格局下，中国应在“十四五”期间大力度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双循环”中的枢纽和战略支点作用。
在更早之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某次座谈会上也提到——“一个人在哪里就业，在哪里居住，就在哪里纳税，也就应该在城市中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今天在城市里集聚的人口中30%都是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但是当地公共服务大量短缺，下一步应当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速度。其中，第一步就是让长期在城市中居住和就业的这部分人群，比如能提供20年社保缴纳证明的人群落户。”
但户籍制度改革需要真金白银，需要制度变革，市民化的过程涉及户籍、就业、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全方位的制度变革，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公共配套服务。仅以教育为例，截至2019年，苏州小学生在校生数量已达到82.13万人，而上海小学生数量则是86.63万！仅比苏州高出4万！而杭州仅61万！
苏州在教育资源上一直跟不上人口扩张的速度。在苏州“上学难”的问题也一直被广泛讨论，虽然近些年一直有中小学在新建、扩建。硬件是容易建成的，但老师的培育与吸引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市民，笔者虽然对地方政府的用心和政策十分理解。但还是想弱弱地问一句：苏州真的负担得起，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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