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佘宗明
哲学家萨特说过：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
更早之前，先哲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华为的遭际，俨然对这两句话在关联基础上进行了“重组”：
企业也是时代的人质，顺之就是踩着时代节拍走；逆之就是被时代推着走。
都知道，2019年是华为的命运转折点。当年5月16日，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这成为华为发展史上的拐点性事件。
在此之前，华为正如日中天，在全球手机市场的份额一度超越苹果、三星，成为No.1。
然而，在那之后，遭遇断芯危机的华为，包括手机在内的多个业务遭受重创。
但华为终究是华为。危机之下的华为挺能扛。
在大环境并不好的2022年，华为营收实现了“止跌”，比2021年的6368亿元还多了1个亿，“1+N”的业务体量逆势起量。
可就在很多人都认为“华为最难的时候过去了”之际，太平洋彼岸有人打了响指。
连日来，消息称，美国方面有意继续加大对华为的“卡脖子”力度：考虑在5月份之前，彻底斩断华为与美国方面关键供应链的合作。
涉及的产品与技术，包括4G、WiFi 6和WiFi 7、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项目等。
这是什么概念？说断供面“从90%到100%”有些抽象，就这么说吧——
之前对方是狠狠砍了华为一刀，只不过，华为还能拖着流血之躯去找“解药”——有“特别许可证”护身，高通的4G SoC、英特尔的Intel Core i7-1260P处理器、AMD的CPU还没完全断供。
可现在呢？对方酝酿中的新一轮禁令，直接要把这些“豁免”通道都堵死。
高启强这类“古典流氓”，都不会这样赶尽杀绝。
认或不认，都无法回避残酷的现实：
当下的华为，正困在“大拆解”时代里。
01
“全球化几近死亡，自由贸易也快了。”
去年12月，在亚利桑那州新晶圆代工厂的移机典礼上，91岁的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为全球化唱起了挽歌。他感慨，地缘政治，已经彻底改变了半导体制造商面临的处境。
而芯片产业的处境之变，又直接改变了华为的处境。
许多人都会设想两个“如果”——
1，如果2019年没有被卡脖子，那华为的硬件是不是可以撼动苹果的江湖地位了？
要知道，凭着ICT和5G领域的技术积累，华为自进入智能手机业务后，很快就从无到有再到优，成了苹果三星之外的另一极。
就在被断供的2019年，华为手机出货量还有2.4亿台，直逼全球第一。
可断芯对于消费电子业务无异于索命，自2020年起，华为手机就逐渐跌落到各类智能手机排行中的“Others”位置，2022年出货量被估测只剩大概2000万台。
去年华为发布了mate50手机，虽然拥有“捅破天”的技术，可在5G时代用的是高通的4G芯片，让很多潜在用户望而却步。
2，如果今年5月后华为不会再遭禁令，那华为会不会迎着困难再度崛起？
过去3年，华为很难。可凭着发力智慧屏、可穿戴设备与汽车业务，华为终端营收依然保持了千亿级的规模，问界能成为新能源汽车中的黑马，就得益于华为光环。
就连被打断了腿的手机业务，华为的中国市场占有率从同期的7%逆势攀升到了9.5%，成为唯一正增长的品牌。
正因如此，在2022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辞里，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到，“2022年是华为从应对美国不断制裁的战时状态逐步转危为安的一年。”“2023年，是华为在制裁常态化下正常运营的第一年，也是关键之年。”
华为短期内很难回到2020年以前，但失血后的回血之快，也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
将“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套在华为身上，属于鸡血过剩，但不得不说，拖着半条命求生的华为有着很足的韧劲、很强的生命力。
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面断供”危机，将“转危为安”后正踹气的华为，又拽入新的危局。
华为要“活下去”，但那只在脖子上游移的手不肯答应。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大拆解”时代里的困，华为的命。
02
“大拆解”时代，是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的概念。
他曾在《大拆解时代——不确定中的确定性》文中指出：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把世界凝为一体的过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就是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中。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在发生逆转，似乎正在成为一体的世界在被重新拆解开。
大拆解这个概念，与脱钩的概念是不同的。大拆解是脱钩的大背景。脱钩是局部性的、要素性的，主要指经济技术领域，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而大拆解则是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是原有框架的拆除与重新构建。
大拆解的主脉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与价值观。所谓的脱钩就是在大拆解的基本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脱离开大拆解这个基本背景，就脱钩说脱钩，往往会发生误判。
在他看来，在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的底层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赖就是：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依赖。
但如今，这三重依赖正被一层层拆解。
揆诸现实，有些情形，就验证着他的判断：
自2018年起，美国就在力推“制造业回流”；
德国前不久宣布，从2023年1月1日起，不再购买俄罗斯石油，正式结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越南制造业火爆
耐人寻味的是，2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脱钩断链”行不通，深化合作是出路》一文中，还专门提到“近年来，美方沉迷于通过脱钩断链迟滞甚至中断中国发展进程”。
这跟这些年来被全球化加速形塑的“大众心智”，无疑是背离的——在不少人看来，资本就是逐市场的水草而居的，全球就是被跨国流动串起来的，世界经济早就“打断骨头连着筋”了，脱钩是不可能脱钩的。
可别忘了，在俄乌战事燃起前，很多人还预测靠俄罗斯天然气续命的德国不会支援乌克兰呢。
不能总以经济逻辑去审视地缘冲突。孙立平教授就说，在全球化时代，通行的是比较优势逻辑和资本逐利逻辑，哪成本低去哪建厂，哪能挣钱去哪发展，可大拆解之下，安全的逻辑和价值观的逻辑将会凸显出来。
要是单纯秉持经济成本逻辑，台积电才不会跑到美国去，重蹈富士康意欲创造“世界第八大奇迹”拯救“铁锈带”却遭遇重挫的覆辙呢，可它偏就去了。
大拆解，就是将经济因素考量后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过：如果陷入严重的贸易碎片化，其长期成本将占全球产出的7%。可当经济因素不再成为“根考量”时，抬高经济成本也要拆解，会是常见操作。
03
将华为的境遇置于该背景下打量，很多情况就会逐渐明了。
全球化的根基之深，决定了“大拆解”不会是硬隔离式脱钩，价值观的壁垒之深，又决定了大拆解会以软着陆方式进行。
到了条件渐次成熟时，就会由“软”到“硬”。
在大拆解的逻辑框架下，华为是全球企业，但首先是中国企业，在大国博弈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中国产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节点上攻占制高点的头部力量。
华为被推到大陆架碰撞的前沿，进入被遏制的射程，也是必然。
TikTok在欧美被针对，也跟这背景直接相关。
但对华为进行“拆解”，会造成“杀敌亦自损”的结果——在产业链上下贯通的生态下，让华为“休克”，大受冲击的高通们也很难受。
所以美国当前的限令，挺像是“两步走”的节奏：
先留个过渡期，“保留4G，斩断5G”的芯片供应，通过给合作伙伴发“特别许可证”的方式留个口子；
后开启完全式制裁，等己方和盟友损失降到最小后，痛下杀手，全部断供。
TMT观察家王新喜就断言，新禁令一旦出来，最致命的影响是打破了华为的研发投入正循环——被牵制的华为盈利能力下滑之后，研发投入可能就会捉襟见肘，技术创新与新品研发的进度可能就会慢下来，产品与技术竞争力就会下降。
华为也在努力克服影响：华为产品所需的软件层面的操作系统、EDA工业软件及硬件的芯片和零部件设施，以往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现在渐次转向中国厂商，屏幕、板材、射频等几乎都是国产供应商提供，操作系统、影像系统、卫星通信等技术则是强化自研。
数据显示，2020年时，华为5G基站的美国零部件比重达27%，2022年则占比不到2%。手机也是采用鸿蒙系统。
可在这2%处卡脖子，照样可能扼中要害。
04
去年8月，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内网说，“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把寒气传递给每一个人”。
现在看，这或许是对华为在时代大潮中被裹挟命运的洞见。
华为的发展之路，注定会趟过两段路：
一段是“全球化”，一段是“大拆解”。
在全球化时代，华为抓住了时代红利，它踩着时代的节拍走：凭着硬核的技术与产品，依托“农村包围城市”的出海策略，它从非洲到欧洲，最终做成全球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5G技术引领者。
在大拆解时代，华为被卷入巨浪中，免不了被推着走——时至今日，它成了地缘摩擦下受累最深的科技巨头。
也许在很长时间内，全球化与大拆解都是并行。经济学者王德培就说：“脱钩”无法根本性解决全球性失衡，失衡后的再平衡更需要互联；与互联的大势相比，单一国家或个人发出的“脱钩论”只是时代回旋的一个涡流，并不能逆转或否定全球化的长远趋势。
可这不妨碍，大拆解顺着价值观的分界线，在科技等攸关未来全球竞争的层面展开。本质上，这是全球化场域内引力与张力对冲的反映。
有人说：大江大河里，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把这话换个说法就是：水滴想要“我命由我不由浪”，但浪不肯。
可此前面对极限挑战的华为，就奋力争取到了“绝地逢生”的剧本。
那这次呢？
就眼下看，它的后方，已站着无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