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车百智库，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汽车产业正在加速变化和重塑，如何把握新的发展形势并科学应对，是企业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日前，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研报《汽车产业趋势性结构性变革与大型汽车企业发展战略》，详细剖析了全球汽车产业趋势性结构性变革趋势，并就大型汽车企业如何在战略层面做出调整以适应变革提出方向性建议。
宏观分析
我国汽车市场出口增量加速，但内销增量放缓。1-6月，我国汽车销量1404.7万辆，同比增长6.1%，增长主要贡献来自出口，1-6月汽车出口279.3万辆，同比增长30.5%，对增量的贡献为81%。相比之下，1-6月国内汽车销量1125.5万辆，同比增长1.4%，对增量的贡献仅为19%。宏观经济、消费预期、需求变化等因素对国内汽车市场的进一步增长构成压力。
消费预期偏弱，降级趋势明显。2024年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6.2，低于疫情前水平（120以上）。我国居民财富70%来自不动产，2021年8月至2024年3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下跌10.7%。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财富效应减弱，汽车作为重要的消费品，受到宏观消费变化带来的影响。
汽车购买性质和出行方式变化影响拥车。一方面刚需购车减少，2024年中国汽车市场首购需求占比46%，到2025将减少到38%左右。另一方面，网约车、无人驾驶出租车推动了出行共享化，出行方式的改变也减少了居民对汽车所有权的依赖。
总的来说，我国汽车国内市场已经从高增长进入到中低增长阶段，预计2030年，内需口径下国内汽车销量2800万辆左右，保持着1.6%左右的潜在增速，汽车保有量将达到4.3亿辆，千人汽车保有量约300辆。
2030年，我国汽车市场将进入以电为主的时期。2024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494.4万辆，同比增长32%。2024年7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单月零售渗透率首次超过50%，预计到2030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将超过70%。其中，插混与增程进一步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2024年上半年PHEV与增程在新能源汽车中占比约40%，同比增长85.2%，增速高于纯电车型。2030年插混、增程在新能源汽车中的比例有望进一步提高到50%左右。
产业转型变革进入深水区
未来五年产业转型将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国家层面，战略调整与贸易保护已经出现。欧美国家及其本土汽车企业出于政治因素考量、气候战略调整、产业转型压力大等原因，放缓了汽车电动化步伐。
区域和城市层面，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巨大。电动汽车的快速渗透引发城市排名的调整，部分城市利用电动化的机遇加速发展，进入新的产业增长期；部分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未能跟上转型步伐，新能源汽车产能和产业布局跟不上市场节奏变化，产量连年下降，城市的GDP、税收、就业受到显著影响，部分城市由于汽车产量下降导致GDP出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缺口。
企业层面，发展节奏和方式频频调整。
这个阶段是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转型、盈利、发展之间的平衡是留给企业事关命运的重大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过程之中的战略选择和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应对建议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研报建议，对大型汽车企业发展来说，战略上应积极转型。
1.3-5年完成油电体系转换，进入靠电盈利的战略阶段
汽车电动化已不可逆，企业需短时间内实现油电体系转换，以适应汽车产品结构性的调整。
首先是产品结构的调整。由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的产品体系转向以新能源车为核心。以民营企业比亚迪为例，早在2022年3月就已全面停产传统燃油车，100%转型为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国有企业中，长安汽车在新能源转型方面同样积极，计划于2025年停售燃油车，2024年上半年其新能源车型占比已达到40%。
二是资产结构的调整，企业不仅要减少对收缩行业的投资，对于落后的产能与资产尽早关停或出售，还要加大对新兴领域的投入。在这一调整过程中，资产的运作与变现至关重要，应尽量确保每一项资产都能体现其价值，并在更高的市场价位上实现更高的回报。
三是人员结构的调整，企业在新兴领域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过去的存量人员要尽快加速转型，实现能力迁移。以吉利汽车为例，目前拥有超过3万名设计研发人员，其中新能源领域的人才超过1万名，正逐步实现人才能力的迁移。
四是技术结构的调整，产品调整背后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企业必须在新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平台上做好转换，以确保未来的技术需求得到有力支持。企业不应做收缩行业的守护者，而应成为增量行业的主力军。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应尽快在窗口期实现调整，实现以电动汽车盈利的战略目标。
2.加快构建面向产业的体系化运营能力
过去汽车行业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企业凭单一产品与技术、专注单一市场就能实现可观的盈利。在产业变革新阶段，企业不能局限于现有产品与技术，需要构筑面向全产业的竞争力。
一是外部核心战略资源内部化。在汽车智能化、AI化变革中，关键芯片、智能驾驶算法、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架构复杂，传统车企很难自研。车企需投资、参股、孵化科技企业，不仅需要参与科技企业发展、共享增长动能，更需要借助股权投资构建战略资源网络，实现关键核心资源的“为我所用、为我所有”。
二是构建高效科学的创新体系。车企正高度重视创新，研发人员数量和资金投入快速增长，部分企业通过构建“大研发院”模式集中研发资源、缩短开发时间、提升团队协作效率。但随着研发团队扩张，管理复杂度增加，研发效率下降问题日益凸显，大型研发团队需打造高效研发体系，如华为采用IPD（集成产品开发）模式，保障了公司研发人员从数千至十几万扩张过程中的高效性。
三是建立强大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体系。智能汽车时代，汽车供应链体系正从封闭、层级式向开放、网状结构转变，车企竞争将会围绕供应链、生态链整合能力展开。车企应与供应链“革命者”共创价值、共担风险，吸收供应链创新技术产品为己所用，共同迭代创新产品，成为新竞争力组成部分，打破“守成者”格局。
3.构建新质战略落地的体制机制
汽车智能化竞争，企业需建立匹配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当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各有局限，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稳定性强，但灵活性相对较差；民营企业机制灵活，但也面临规模扩大后的管理风险；跨国企业技术积累和体系实力强，却常受限于官僚化的低效决策。汽车产业变革时期，各类企业的长短处更为凸显，车企需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补足短板，以灵活高效应对产业变革挑战。
一是用新主体、新体制布局新技术。传统汽车行业体系难以孵化新质生产力，借助新公司是战略落地的有效途径。大量车企已成立新能源汽车或新型零部件公司，加速构建适应未来需求的新形态企业矩阵。
二是培育新质战略适用的新文化、新基因。在成立新主体布局新技术过程中，可借鉴互联网行业的包容性和高速迭代能力，包括实施创新激励机制、采纳扁平管理结构，保障在国企平台中孵化出既适应新质战略又充满活力的新文化与新企业。
三是要建立保障长期投入的体制机制。汽车智能化核心技术，如智驾算法、汽车芯片等，具有高盈利、高增长、高价值和高风险的特征，需长期高额投入才能见到成效。车企需构建从上至下的持续研发投入机制，保障长期研发战略落地，包括体制机制、组织管理、薪酬激励等；同时需容忍短期研发中的挫折，保证基层员工与组织的稳定性与持续创新。
四是建立积极资产优化重组机制。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中，车企需敢于提前布局，建立高效的自我变革机制，加速存量资产调整，为新质生产力创造发展空间。如大众为向电动化转型，计划关停德国两座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工厂，并解除工会员工职位协议。
4.走通新经济发展模式
新经济发展模式凭借资本市场的支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年轻群体的活力等因素，能实现高速和灵活的增长，但也具有不稳定性高和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智能化时代，大型车企应积极探索这一模式，以抓住发展机遇，并寻求平衡点应对潜在风险。
一是发展模式从量入为出到“量融为出”。传统车企发展模式相对保守，以长期稳定经营为目的，资金来源“量入为出”，主要依靠历史累积利润和银行贷款，但在智能化转型中这种资金配置方式往往导致研发投入不足，影响技术进步速度。车企可借鉴新兴科技企业发展模式，成立新主体，获得短期内不考虑盈利的社会资本融资，以“量融为出”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取得快速发展。
二是善于利用境内境外两个资本市场。企业要善于利用境内境外资本市场，通过在不同地区（A股、美股、港股等）设立多个上市主体，灵活运用国内外资金，通过股权融资、上市、私有化、再上市的循环，将企业成长创造的价值，通过资本市场取得回报，持续从资本市场获得增长动力。
三是依靠更懂未来的年轻力量驱动企业发展。年轻人往往更熟悉最新市场动态、技术进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应在企业内部放大年轻力量的影响力，激发创新和变革。如新势力车企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其创新能力强，产品受年轻人认可度高；而日系车企研发人员平均年龄在40到50岁，技术创新与中国市场发展脱节。
四是转变为更加扁平、直达客户的组织架构。新经济模式下，企业与消费者互动融合是最重要特点之一，消费者不仅是产品的使用者，更是车企体系外的研发人员和价值创造者。传统车企往往因层级过多，导致企业高层与终端消费者脱节，逐渐失去市场机会。车企需要建立扁平化组织，促进企业高层与消费者直接沟通，加快市场反应速度，充分利用消费者价值，探索更为灵活高效的发展模式。
5.打造“汽车+”高价值领域，改善企业盈利结构
企业应从汽车全生命周期探索和挖掘高价值领域，并将这些服务纳入到价值体系中，由售车这一单一盈利模式向“汽车+”的多盈利模式转变。
探索汽车+能源服务。多元化的充电模式和场景应用将为汽车企业价值赋能，预计2024年中国充电桩将突破1400万台，800V 高压快充、风光储充一体综合能源站、换电、V2G等新技术、新项目将加速落地。保守情景下，到2030年中国充电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可以成为能源系统的载体，车企需在能源领域中再寻找和创造新的价值。
探索汽车+后市场服务。预计商业类保险服务、UBI车险、新能源汽车延保险、后装智能化降损等，将加速汽车保险价值的增长。我国汽车商业保险预计创造超万亿价值空间。检测维修、二手车维保更换、车辆改装等服务也具有较大价值潜力，这些领域在 2030年价值规模将超过万亿。
后市场中的数据服务也不容忽视，目前一些小企业通过为金融保险企业提供数据服务已获得近亿元的收入。
探索汽车+运营服务。比如整车企业可以发展智能化车队服务，从单一卖车模式向全生命周期运营服务模式转变。福特Pro为车队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车辆解决方案，还深入挖掘商业客户的潜在需求，通过软硬件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帮助企业实现高效运营和成本控制。目前福特Pro业务拥有50万订阅者，毛利率高达50%。据估计，未来几年远程信息处理和其他非传统订阅服务，每年将为福特Pro带来每辆车约2000美元或每月约167美元的收入。
一些高价值零部件领域也值得关注。企业高价值高利润已从整车业务向关键零部件转移，某整车企业的零部件毛利率（19.46%）已远高于整车业务毛利率（5.79%），企业把控高价值零部件，既可降低企业成本，也可获得外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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