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自创业邦专栏六度文娱，作者宇宙君 美米，编辑国定路水蜜桃，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美元点燃香烟，火光照亮面庞，戴着墨镜的周润发露出微笑。
这是《英雄本色》里的经典镜头，也是《无双》里的画面闪回。
从《廉政风云》到《反贪风暴4》，从《追龙2》《扫毒2》到《使行徒者2》，2019年的香港警匪片在票房表现上整体向好，但题材上的冷饭回锅让观众开始审美疲劳。
在过去六十年里，香港警匪片的发展脉络好像一部现实蒙太奇。人们被圈养在经济繁荣的泡沫美梦里傻笑，又卡在阶级攀升的狭窄通道里痛哭。只有成为电影里的人物，才有半刻喘息。
他们沉醉于江湖和情义，在这片土地上演爱恨交织，最终构成给香港大众精神兜底的一张巨网。
Part.1
「繁华是一把金剪刀，它不会错过，即使你伤口上的一根羊毛」。
诗人舒巷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写香港，外表繁华的物质主义环境里，隐藏着压榨剥削和极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不公和罪恶充斥这座殖民化的商业城市。
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多元的社会构成，全部压缩在这1106平方公里内。人口少决定了票房空间有限，大制作电影在这里淘金艰难。此时，主打叙事逻辑而非宏大场景的警匪片，逐渐显现优势。
1955年，以《人头奇案》为代表的警匪作品初登荧幕，这标志着香港早期警匪电影的诞生。现实社会环境激发了普通市民劫富济贫、打抱不平的强烈情绪，也造就了这一时期香港警匪电影正邪二元极端对立的风格特征，影片大多洋溢着抗议和讽刺的激情。
七十年代，香港从一个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在这次转型中，金融、房地产成为主要产业，贫与富的河流越涌越急，矛盾愈发明显。
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普通市民阶层，也反映在警察内部生态及警民关系之中。1975年上映的《廉政风暴》反映出香港贪污之风盛行，警员与黑社会势力同流合污的社会现实。
这一时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清查警察贪污事件，原本和谐的警民关系也因此产生裂痕，让警匪片市场一度没落。
从当时整个香港电影行业的工业化发展来看，经济的高度繁荣带动了影视行业的勃兴。相当一批演员和导演横跨电影和电视两个行业，并出现了小马哥这样的「影视新星」。
1974年，年仅19岁的周润发从邵逸夫创办的TVB艺人培训班毕业，初进演艺圈的他，在电视剧中出道，直到1978年才正式进入影坛。一部《警网双雄》为他打开局面，港产警匪片黄金时代的到来。
大量影视公司也成立起来。邵氏影视是元老，嘉禾和凤凰紧随其后，银都和新艺城也不甘示弱。
影视行业人才的充足和规模化的管理，让港片在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类型片开始初见雏形。武侠功夫片、黑帮警匪片、恐怖鬼怪片、喜剧片成为香港影视的“四大招牌”，警匪片成为其中生命力最强的题材。
Part.2
八十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在经济上实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来临。在目睹李小龙系列武打电影震撼国际后，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电影。包括徐克、王晶在内的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战电影圈，以周润发、成龙、梁家辉、刘德华为代表的演员陆续成熟，为港产警匪片的发展奠定基础。
1983年和1985年，成龙主演的《A 计划》和《警察故事》上映，喜剧、功夫剧与警匪剧的类型杂糅，充分体现出「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制片理念及「狂飙突进」的新浪潮特征。
此外，这些影片更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中，个人主体意识的空前觉醒。
1986年，《英雄本色》上映，公映两个月，打破香港有史以来票房纪录，吴宇森、周润发声名大噪，香港浪潮席卷亚洲。
至此，香港电影创造了一个写实和理想高度交融的空间。这个空间脱胎于金庸、古龙建造的武侠世界，又降生于现代都市的道义江湖。
但此时的警匪片中的「江湖道义」并不是前期武侠世界里纯粹的「正义」。
金庸笔下的游侠剑客，每日行走江湖，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他们是经常出没在绿水青山的光明磊落之辈。但这一概念落点到八十年代后的警匪片里，通常被提炼成反派主角的「英雄主义」或「兄弟之情」。这固然感人，但反派英雄本身所从事的赌博、走私等行为违法，「道义」在这里的格局明显就大打折扣了。
这真的委屈了吴宇森。
那个时期的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武侠电影的制作方法，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却发现当时的电影语境已经和武侠片脱节了。「只要电影能赚钱，江湖的规矩就可以变。」于是，崛起中的电影公司取代了过去的手工作坊，规模化的批量生产取代了之前的精雕细琢，就连传统武侠片中的「中原内核」也转向了对香港本土观念的探索。
和吴宇森一起后退的，是「武侠江湖道义」的加速坍塌。阿成在《英雄本色》里出卖了宋子豪，还抢了小马哥的位置；汪海在《喋血双雄》里派人杀了自己的亲叔叔，事后又除掉了杀手。
当江湖里的人，不再遵守江湖规矩的时候，就是江湖最悲情的结局。
这个时期香港警匪片中传递的背弃、焦灼和不安感，和八十年代起民众的情绪紧密相连。在经济经过一轮膨胀式发展后，民众开始感受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益纠纷削弱了个体间的信任，工作和竞争压力导致了朋辈间的疏远，传统亲情、友情和道义的意识都逐渐淡化。
这种恐慌背后，还有隐隐的不安。1984年中英谈判，声明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在地理空间上偏居一隅，本就有漂泊之感，十几年后才能回归祖国，港人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对香港这片土地的依恋，成为一种集体焦虑。
《英雄本色》在这一时期能够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了大众的心理需求。一方面，大量武侠的传统招式和现代机车暴力美学，保留了观众对武侠的「审美需求」，又注入了时代新元素，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大量香港夜景画面，是港人对乡土克制的眷恋。
一个隐藏的信息是，影片收服了大批有英雄情结和强烈自尊的男性观众。
影片中，小马哥的舍生取义，和黑道英雄之间的江湖情义，满足了男性观众对于身份、地位和尊严的渴望。此时的香港，女性地位已悄然崛起。她们从家庭逐渐走向工作岗位，开始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男性的焦虑不断扩大。警匪片的出现正好堵住了这个情绪出口。
Part.3
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声，也是港产警匪片最后的辉煌。
《警察故事3》、《飞虎雄心》、《古惑仔》等电影在票房、口碑上均有不俗的表现，成立于1996 年的银河映像令警匪片的艺术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然而，由于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加之产量过剩、盗版盛行、「巨星」陨落、模式固化，香港电影在世纪交替中走向衰落。
从面向世界到走向内地，港片的这一步棋走得极妙。
2003 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 CEPA）签订后，作为同样被囊括在协议中的香港电影，拥有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在CEPA的促成下，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成为一种趋势，经典的《无间道3》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2002年在内地上映，两周2000万票房的成绩，让人看到警匪题材深厚的受众基础。
这是新世纪香港的面貌。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社会法治、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瞩目，香港在全球的排名从 1996 年的 60多位大幅跃升至 2015 年的第 11 位。
这是香港市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感逐步重构的重要因素，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慢慢升起。
2012年，《寒战》在内地上映，影片中展现的香港现代法制成为警匪电影的核心诉求。
该片将警匪对抗置于政治博弈的大格局中，以往亦黑亦白的叙事模式转向了非黑非白，「黑社会」这一叙事场域在影片中不见影踪，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权利的制衡博弈成为叙事重点。这是新香港的真实写照。
伴随着《寒战》刮起的港片复兴浪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重新回归这片“热土”。
2019年，港产警匪片迎来「井喷式」爆发，题材类似、演员雷同的尴尬也暴露无遗。忙碌的古天乐辗转于《反贪风暴4》《扫毒2》《使徒行者2》；张家辉的身影活跃在《使徒行者2》《沉默的证人》《廉政风云》，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港产警匪电影成为内地影市的票房保证甚至「救市英雄」，「港产片=警匪片」的认知深入内地观众，在这个等式之外的其他港片很难在内地卖座。
毕竟，警匪片情节跌宕起伏、节奏紧凑，刀光剑影和喋血街头被简单明了地搬上银幕，对于内地观众而言，这种接触不到又真实存在的场景，无疑是对好奇心的最大满足。
实际上，这不仅是观众的选择，也是香港电影业的选择。香港资本程度极高，影视圈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电影市场上什么最赚钱，电影人便会扎堆去拍什么电影。
有种说法叫做「7日鲜」，用来形容香港的电影。意思是拍摄时间非常短，常常七天就拍完一部。这未免有些夸张，但足够看出香港电影对速度的赶超。
现阶段，内地电影产业发展迅速。一批成熟的导演对类型电影有着较强的驾驭能力，在创作能力和创作条件上都有着港片所不具备的优势，香港电影人在最擅长的警匪题材领域下功夫，也是走对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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